新诗成败与诗歌经验.docVIP

PAGE  PAGE 4 新诗成败与诗歌经验 　　我和搭档何平，为诗歌把握了第二届“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近三个小时的讨论时间。现在，它已经成为当下总体诗歌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主持人之一，我最大的感触是，今天论坛的进行形式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论坛经费来源于凤凰台饭店的支持，这种横向支持的、具有问题探讨的自发激情的人文科学讨论，在当今学界，仍为数不多。在1985年探讨文化寻根的“杭州会议”之后，“汉诗论坛”继续延续这类会议形式的文化意味。这是对当下学院学术体制下的会议形式的一次有效商榷。 　　现在，我想简短描述这段属于诗歌的时间。论坛至少有三个明晰的讨论层次。参与讨论的各位对季羡林、韩寒等的诗歌失败论的实质作了全面分析；各位抛弃了成败论的基本论调，将讨论焦点挪移为新诗的生态论证；另外???各位还从诗歌本质出发，在生态分析基础上探讨了诗歌内在性。 　　各位从不同方面分析了失败论的实质。叶橹认为，失败论者具有价值判断时的文化焦虑心态，而论证新诗演进时，用其他形式规范新诗形式，将是一个伪话题。更多与会者将新诗发展看成汉语诗歌发展的一部分，针对成败论，提出了“生长”的概念。欧阳江河认为当代诗歌具有“中年性”，是中年人的事业，并阐释了新诗认知的历史思路。他期待新诗的个在与广袤的历史时间应该有分隔和错位，也应该留有重影。欧阳江河甚至认为，在失败论者建立的暴力结构中，新诗应该坚持这种失败。敬文东关于新诗认知的时空观值得关注。面对古诗的自足，他指出，新诗的新经验是语言发育的重要体现。并且，在新文学的百年探索中，新诗的成就最大。张子清认为，中国的新诗经验和美国的新诗经验具有时间的同步性，鉴于新诗的成长年轮，它应该被认定为成熟的。在此意义上，他建议新诗的冠名应该被修正为中国诗歌。杨四平分析失败论的文化心理，认为新诗认知需要中度介入的心态，失败论者依靠所谓“新诗的悲剧”塑造自己为“文化英雄”的心态值得警惕。潘维将自己的诗人身份解释为面对母语的接生者，他对新诗与汉语的亲缘关系的重新申告是乐观的。他认为新诗已经全方位具有母语的自觉性。这和欧阳江河对于诗歌作为语言推进器的功能的肯定不谋而合。徐贞敏看到了成败论背后科学认知行为与文学认知行为的深刻冲突，她对此新诗成长的烦恼被纳入失败论中感到困惑，这和欧阳江河等人强调的在诗歌与历史对举中生成的“中年的愤怒”遥相呼应。在你们精彩的论证中，我领会到，或出于某种文化焦虑，或出于某种功利动机，把新诗与传统敌对化并作出失败结论的遗老遗少们，其行为实质乃是面对语言与传统及其生长体的溺子和弑父行为。 　　在论坛的第二个层次，各位在新诗生长的理念上，将新诗成败论挪移为富有建设性的新诗生态的论析，新见叠出。新诗的生长中具有诸多成绩方面的经验需要总结，各位普遍提到了新诗对语言发展的促成与语言新鲜感的保持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潘维的发言或许已经暗示出，诗歌生态的艰难正在于，诗人身在母语的创作情形，可以被描述为，稚拙的接生者面对着汉语这位难产的母亲。对于新诗引起的成败论的挫败感，各位也作了细致和客观的分析。叶橹说，新诗的根本缺陷在于诗性，而非文体；敬文东认为，真正失败的是诗歌教育，诗歌面对的一种幸存式的教育体制，诗歌教育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仅仅体现为教科书与诗歌的单一联系；诗歌在这类教育中，夹杂媒体强加诗歌的意识形态，已经组成了戕害诗歌的强力结构，而暴力最终是无法进入诗歌的；欧阳江河则看到了新诗存在中阅读与批评的缺席方式，即在新诗经验中，世俗化指标、量化概念以及逻辑混乱的分类学构成了新诗背景的虚妄。论坛的一段时间被江雪引发的关于诗歌的现代性问题的争议占据。尽管参与讨论的各方并没有在同一个理论基础上形成争鸣，但诗歌成败引发的诗歌生态的讨论，在这个时间来到哲学层面，并进而引发了对新诗的内在性问题的讨论。 　　在第三个层面，从诗歌本身出发的关于诗歌内在性的讨论，也同时可以看作对前两个层面的方法论的整理和反思。欧阳江河列举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呈现的客体的破碎过程，实际是对电影艺术内在性的褒扬。杨春生认为，诗歌的语言特性决定了它的混沌性和不可预言性。日本诗人春野认为，诗歌存在并不是能够承受类似讨论框架的东西，他同样发出了关于诗歌语言的追问。他和美国诗人徐贞敏呈现在论坛上的域外视角独特，对讨论的话题和诗歌话语的外在性持陌生的质疑的表情。我想，他们的困惑作???今天新诗观的矫正形式，已经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由于时间关系，这些讨论没有条件充分展开。在论坛结束前诸多限时一分钟的简短发言中，可以感觉到与会者已经密集思考了现场呈现的各种观点，并以潜对话的方式将论坛展现为众声喧哗的复调格局。 　　按原定计划，论坛分为观点呈现和争鸣两个部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论坛只能呈现第一个部分。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