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新京报》与浙江在线的著作权纠纷案.docVIP

PAGE  PAGE 5 有感于《新京报》与浙江在线的著作权纠纷案 　　7月2日,新京报诉浙江在线非法转载案二审败诉,浙江省高院驳回新京报的上诉请求,维持杭州中院“分案起诉”的裁决。 　　《新京报》诉浙江在线侵犯著作权案是一件很独特的案件:《新京报》发现后者未经授权长期转载它发表的文章,日积月累,总计7706篇,于是诉至法院。但是问题在于《新京报》是不是拥有维护这些文章著作权的诉权,也就是说是不是拥有这些文章的著作权。文章的著作权归于作者,即使如《新京报》所说全部是本报编辑、记者的职务作品,而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若无特别约定,其著作权还是归作者所有。尽管《新京报》逐一与这些文章的作者签订了协议并作了公证,但是法院还是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分属500多人,有不同的诉讼标的,构成多个独立的诉讼,应该分别审理。《新京报》表示异议??官司打了三年,还在这个程序层面上争持不休。 　　这个案子的前景如何,不能妄评。我只是想,这样劳师动众,兴讼公堂,值吗? 　　在以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互联网与报刊之间互相转载文章是适用法定许可的,但是这条规定在2006年底取消了。这是由于当年7月实施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新京报》起诉的法律依据就是《著作权法》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和行政法规的这条规定。 　　不过,现行的2001年修正的《著作权法》还根据《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对媒体之间的合理使用规定了这样的一条: 　　“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可以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这个案子中7000多篇文章,我想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此类时事性文章,就是说,报刊台(即我们通常所谓“传统媒体”)可以合理使用,相互转载转播可以不必许可,不必付酬。 　　当然,这里头没有提到互联网。但是这里说的“……等媒体”,谁能说,不是为互联网预留空间呢?不是说,互联网是“第四媒体”吗?当然,迄今为止并无任何法律性文件,解释这个“……等媒体”就是包括了互联网站,《新京报》或者文章的作者依法有理由维权,而浙江在线当然也不能以合理使用作为抗辩的理由。 　　那么互联网站是不是可以或者应该列入“……等媒体”呢? 　　对于时事性文章为什么列入合理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的《著作权法释义》有这样的讲解: 　　“一般说来,时事性文章是为了宣传、贯彻党和国家某一时期或者某一重大事件的方针、政策而创作的。这种文章时事性强,政策性强,目的性强,通常需要以多种不同的宣传渠道,使之更广泛深入地传播。因此,……纳入了合理使用的范围”。 　　前述的法定许可,这里的合理使用,用现在习用的语言说,都是在公共利益和著作权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列入合理使用的时事性文章,除了“释义”中说的宣传功能外,其中内容也与民众的经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民众享有知情权。那么互联网上的传播不是更加可以满足这些利益吗?特别是像浙江在线这样具有相当公益性质的新闻网站,为什么要比“传统媒体”矮一头呢? 　　我说值不值这样打官司,主要就是指这些时事性文章不仅在“传统媒体”上而且也在网上自由传播,它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的益处可能大大超过文章作者和发表者为此减少的收益。何况,他们也是会获得补偿的。网上的广泛传播,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力,自然也提升了文章作者和发表者的影响,他们在这方面得到的无形收益,肯定远远高于转载费之类的有形收益,那才几个钱呢?成年累月地打官司,那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啊? 　　我不是要对这个案子妄断是非,也不是要对法律条文妄加解释,我没有这个权力。我只是借这个事说一个观念的演变。版权问世300年来,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到如今的数字媒体,从权利主体到权利范围到保护手段,都处于不断扩张之中。但是,就在数字媒体出现之际,出现了一个逆转。这就是最初兴起于软件界的Copyleft运动。Copyleft是倡导者生造的一个词。Copyright(版权)后一半right(权利)又有“右”的意思。那么Copyleft(left是左的意思)就是对版权保护的“逆反”。不过Copyleft不是不要版权,而是著作权人主动放弃一部分权利以促进作品的自由流通。参与Copyleft的作品会标示一定要约,例如“署名”或“署名、非商业使用”或“署名、非商业使用、不许演绎”等,在要约范围内,人们可以自由使用,不需征得许可和付酬。另一个Creative Com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