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中国“书”文化.docVIP

PAGE  PAGE 5 杂谈中国“书”文化 　　“书籍文化”是人类一切智慧的结晶。中国书籍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先有画(图)后有字(书)的历史长河，故称“图书”。中国是一个图书大国，图书年代之久远，类量之浩瀚，题材之丰富，装帧之古朴，令世人惊叹。这是先人和前辈给我们留下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书文化如果以殷商甲骨文为开端，我国的书文化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随青铜器上的铭文(钟鼎文)和刻石文字(石鼓文)的出现，书的雏形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原始图书”。春秋战国至秦汉的书以竹简、木牍、缣帛为书写材料，并出现了册卷形式，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早期图书”。东汉至明清的书是以纸张为书写材料，并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将中国的书文化乃至世界的书文化推向了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近代图书”。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书文化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书不是以纸张为载体，也不通过印刷工序，而是通过电子软件和屏幕显示，进行储存和阅读，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电脑图书”或“光盘图书”。 　　中国藏书之风始于公元前6世纪周代的“盟府”，可算是图书馆的雏形。西汉建立后，国家藏书有很大发展。西汉初年，相国萧何在宫廷内盖了两座藏书阁，一座叫石渠阁，一座叫天禄阁，后来就成了皇家藏书馆。汉武帝时，向天下广征图书同时定出收藏标准本，皇家藏书处称“秘府”、“秘阁”，并制定了图书管理的规章制度。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专门藏书处逐渐增多，并设立秘书郎、秘书监来管理图书。宋朝的减书机构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馆、崇文院等。元朝的藏书机构有宏文院、艺林库等。明朝在南京建的文渊阁也是一座著名的藏书处。清朝的藏书处更多，拥有图书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有名的藏书机构在北京有文渊阁、文源阁，在承德有文津阁等。我国以“图书馆”形式正式命名的机构是1905年的湖南图书馆。正式公文中确认“图书馆”名称是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制定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上。我国现在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北京图书馆(原名叫京师图书馆)。 　　古往今???中国人喜欢读书、借书、抄书和焚书。古代藏书家，不肯轻易将书示人。如有人向他们借阅，也常有附加条件，有的索取礼物，据《春渚纪闻》卷二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有的必须互借，如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订《流通古书约》中规定：凡借人家书，必先带上自己的藏书目，登门交给书主过目。书主看过以后，如果发现有自己也想看的书，那就约定日期，各人到对方家中去抄录，而且所抄书的数量必须对等。抄完后将抄本带回，原书不准带出门，以防遗失。此外，借阅手续繁多，如光绪年间《丰湖藏书四约》中有“借书约”规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之期，限以十日。……借书不得全帙携取，五本为一部者，一本读毕，再借第二本。若一本为部者，许在书籍桌中翻阅，不得借出。”还有像清末民初湖南藏书家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写道：“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真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人不得同入藏书之室。”古人借书如此之难，尤其是贫苦知识分子，读书是十分不容易的。抄书是古人经常运用的读书方法之一。南齐有个叫沈麟士的人，他一生之中抄了许多古书。西晋初年的夏候湛就有不存糟粕的“焚书”美德。南朝梁元帝“嗜书如命”，甚至在双目失明之后仍然叫侍从轮流读书给他听。苏东坡“每一书皆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曾道：“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就是说要择其重点而攻之。而朱自清形容读书：“缓缓地咀嚼一番，便会有浓密的滋味。”不同的书有不同的滋味，“博览群书添雅趣，缕缕书香胜饭香”。所以也有人将好图书比喻为伴侣、才智、心灵、血液、财富、导师、良药。 　　会不会择书，会不会读书，大有学问。择书时首先观其内容的精与粗，其次才是书装帧的优与劣。书价高的不一定是精品，书价低的不一定不是珍品，切不可被华而不实的外包装所迷惑。若能买到珠椟两佳之作，则是一大乐事，可以从书中获取催生的营养、人生的真谛、成功的方法、创新的动力。所以，读书不可死读，读后要消化，取其精髓，学以致用。如孔子的“学思结合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思的“五行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梁启超的“分类法”：每日所读之书，最好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还有“读书得间法”，就是从书正面可以看出反面的问题。在古今读书人群中有四种类型：“书迷型”不分精粗，逢书必读，以读书为第一休闲方式；“书友型”以书为师友，择书慎重，求其开卷必受益；“书利型”读书以实用为目的，择书时为我所用，功利价值为先；“书癖型”爱藏书，如遇异书秘籍重金求购，视书如命。这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