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纳中的串谋行为及其防范的论文.docVIP

　　税收征纳中的串谋行为及其防范的论文 摘 要：在征纳税过程中，税务机构、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之间存在串谋与勾结，其目的在于获取特殊的租金。如果能够与征税人保持良好的、融洽的关系乃至实现串谋，对纳税人尽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显然是十分有利的，进一步偷漏税等违法行为就易于演化为比较普遍的现象。理论上，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不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通过设计一个防止串谋的主契约使得代理人（税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中得到的收益不少于串谋收益，致使代理人没有积极性从事串谋活动。 关键词：税收征纳 串谋 防范 串谋与勾结几乎是所有组织与机构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要团队、企业或组织中人们之间存在合作与沟通，串谋或勾结问题就不可避免。在一个组织中形成串谋一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存在串谋的收益，其次是串谋者之间可以找到一种可行的机制（契约）分配串谋的收益。串谋与勾结对当事人双方意味着帕累托改进，但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例如，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之间的串谋，在纳税人一方可能减少了其本应交纳的税款，在税务人员一方，增加了其灰色收益，但受损的却是政府。通常根据组织结构的特点，串谋行为被分为两类：一类发生在团队组织中，称为平行串谋，即进行串谋的代理人（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之间在地位上是平行的；另一类发生在等级组织中，称为垂直串谋，即进行串谋的代理人之间存在着等级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 一、税收征纳双方串谋意在寻租 在征纳税过程中，税务机构、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的串谋与勾结，是双方事先确立一个私下的契约，类似于所谓“君子协定”（不是通过法律来强制实施的），它使得双方成为一个利益同盟，共同操纵信息的发布，以获取双方期望的利益。.串谋的目的在于获取特殊的租金，纳税人设法与税务人员合谋的意图在于减少自身的税收负担，税务人员参与串谋意在得到一些好处，货币化或者非货币化的。串谋的目的在于寻租，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塔洛克对寻租的定义，“一个人投资于某一项活动，并没有实际地提高生产率或实际上降低生产率，但是这项活动却因给予他某种特殊地位或垄断权利，而使他的收入增多，这就是寻租。” 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执法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在税收法律条款含义模糊的领域、在有一定弹性的区间、在法规没有覆盖到的场合，例如税务机关在确定罚款的幅度方面、在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时纳税人完全可以和税务人员共谋，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获取各自的利益 。另外，税务管理中经常对不同的纳税人区别对待，本来实施区别对待主要是出于管理上的方便或者为了激励纳税人更好的遵从税法，例如划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从而确定增值税发票的使用待遇、根据财务状况和办税能力区分a、b、c三类纳税人并在纳税申报和税务稽查中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确定是否由企业自核自缴、授予某些纳税人以“纳税信得过企业称号”等等，但是这种“区别对待”往往为税务人员设租、纳税人寻租留下了的空间。显然，不同的待遇意味着纳税人之间不同的税收负担、交易成本，征纳关系的不同融洽程度以及纳税人的不同权利等等，因此纳税人有本能的、强烈的冲动与税务人员交好，诱使税务人员就范，以便达成默契取得串谋收益。比如在一些时候，由于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之间特殊的默契关系，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税务当局税收任务不很紧张的情况下，税务当局可以蓄水养鱼、藏富于民，将应征的某些税款暂时不征而“存放”在纳税人的账户上，事实上等于纳税人获得了不受税收制裁的税收延迟，相反如果遇到税收任务很紧的情况，平时受到照顾的纳税人也愿意“解囊相助”，帮税务当局完成任务渡过难关，看起来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但毫无疑问，征纳双方的串谋使税法和税收的权威性荡然无存，税法可能被串谋者玩于股掌之间，更遑论其示范效应所导致的恶劣社会影响。 串谋是否违法主要是看是否有行贿受贿，如果税务人员利用其权力在可以掌握的幅度内有所举动，合法和非法就比较难以判定，例如在可以建帐也可以不建账的情况下做出允许不建账的决定，在可以确定为偷税也可以放松为少缴税款的情况下做出相对宽松的认定，在可予五倍以下的处罚中适用一个较低的处罚率等等（李胜良，2001）。在中国，税法明确规定：“纳税人向税务人员行贿，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税务人员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勾结，唆使或者协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相关法律，视同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串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人情、关系及通融 在中国，“关系”向来很有威力，举个例子，即便那些初来乍到、对中国不大熟悉的外国人，对这一点也十分明了，他们常常用生硬的中国话和你探讨中国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人们极端看重社会关系，比如亲戚、朋友、乡党、同学、师徒之谊。在中国社会，人情的网密密麻麻，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大大小小的事情和局面，甚至有把握在是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