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首创的“文化大散文”走向终结.docVIP

余秋雨首创的“文化大散文”走向终结 2004年9月30日 9:46 　　“文化大散文”由盛而衰　　　　“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和盛极一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记忆之一，而它由盛而衰的过程仍然在持续并且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　　　　用“文化大散文”来命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散文文体和随之而来的一种散文创作现象，其实是缺少学理支撑的，因为这一命名无法解释“文化”与“散文”、“散文”与“大散文”的关系。但是，它确实多少揭示了一种散文文体的主要特征，并且显而易见地包含着适应读者市场的策划行为，因此，“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成功地诱惑和引导了相当多的散文作者、读者和研究者。所以，当我在行文中对“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怀着理解和尊重时，也不能不指出：一次简单命名的成功，常常伴随着一大批人创造力的衰退和丧失。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存在于学术界，简单的命名给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方便，但也纵容了思想的懒惰并使表达成见成为习惯。对“文化大散文”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种文体的成功和流行总是与一些重要作家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讨论“文化大散文”首先必须提及余秋雨的散文创作。近年来，对余秋雨的批评之声渐多。这原本不应该是个问题，但是，因为批评者的动机、被批评者的心态以及媒体(出版)的立场都有不少可议之处，这样也就有了问题。其实，对余秋雨的批评早就有了，当然有不少批评是非学术的，即使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也无法消除非学术的东西，何况当下的文化生态系统积弊已久。现在，无论是批评者、被批评者还是媒体(出版)都需要作出认真的反省。我想，余秋雨在文化转型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相对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更为突出。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应该更加大度和从容。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主张必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在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中讨论“文化大散文”和余秋雨散文的原因。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再到《行者无疆》，余秋雨在当代散文蜕变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我曾经指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这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我们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认识杨朔开始的。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当年像冰心、曹禺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余秋雨坦陈对杨朔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在否定“杨朔模式”的同时，巴金《随想录》的意义被肯定，这意味着在散文创作中长期被忽略的人格、胸襟、灵魂等关键因素受到重视，巴金的“随想”，让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余秋雨曾领风气之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应运而生，在颠覆“杨朔模式”中获得了另外一种“范式”意义，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危机。因此，余秋雨“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可以说具有“革命”意义。然而，不少人在肯定这一文体的意义时，常常疏忽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种文体的出现是与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余秋雨散文的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余秋雨主要的精力在研究戏剧，他在“文化热”中并无特别的建树，这正是余秋雨的沉潜期。当“文化热”喧嚣过后，余秋雨开始表达自己的“文化感受”。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相对于其他文体而言，散文在这方面其实是迟钝的。在1985年前后，小说、诗歌、戏剧都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小说创作中的寻根热等，都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文化感受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差异。散文创作在话语方式的转化方面是迟钝的，而余秋雨在一片迟钝状态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敏锐并领风气之先。随后，“文化大散文”也就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文化大散文”领域，并且逐渐地使“文化大散文”成为散文创作中的中心文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无疑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散文家和一些不错的作品，从而巩固了“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　　　　但是，困境也随之而生。当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终结了“杨朔模式”后，大批余秋雨散文的“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