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创立过程、内涵及其影响.docVIP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创立过程、内涵及其影响 回顾 历史 不难发现，任何一种 理论 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 社会 需求、实践 总结 和冥思升华的结果，同时又必然是对其他相关理论的借鉴和吸纳。费孝通（1910—2005）先生创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 一 新 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 问题 进行了全面梳理和 研究 ，并一直探索着一条在社会的不断 发展 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实践证明，上述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者，便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并在指导我们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首先是从民族识???开始，其后便是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作为这两项艰巨任务的亲历者和“智囊”之一，费孝通先生曾翻山越岭，涉水穿林，不辞辛劳，历时数载。在与众多少数民族成员的直接接触中，他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且“由于他们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的社会关系 网络 ”。（1）尤其是这种“一体”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真正进行理论上的思考，是在民族识别工作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展开、日渐清晰的。 众所周知，民族识别的实践必然要牵涉到“怎样才可以认定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亲身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而对于民族的形成、对其所具有的特征的说明，则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所以，必须有一种较为成熟的民族理论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们用作 参考 的民族理论来自苏联。简要言之，其对于民族的定义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 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追根溯源，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情况总结出来的。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这个限词，就说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是动态而不是静止的，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作用，而不能生套硬搬。否则，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将无法开展。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从苏联引进的理论也曾经促使我们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这四个方面去观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而启发了我国学者有关民族理论的一系列思考，促进了他们探讨中国民族理论的进程。 费孝通先生就是根据以上思路结合实践进行思考的一代学者的典型代表。他首先考察的是有关“共同语言”这个特征。他注意到，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的确是用相同的语言交谈的，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就不可能进行日常的共同生活。同时他也发现，少数民族民族的语言和汉族的语言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亦不相同。少数民族与汉族人之间、不同民族的成员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语言通话。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自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如果来自不同地域，他们之间也并不一定能直接通话，也就是说他们之间语言也存在相当差别。尤其是在汉族中，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由于汉语虽书面语相同，但口语差距极大，以致许多不同地区的汉族人不能通话。这里就发生了“共同语言”共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只有依靠语言学专家来解决。由于我国的民族研究早已在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方面有所积累，民族识别时又不乏语言学家的参与，所以当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不仅有足够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提供我们参考，而且有语言学家的智力支持。 费孝通先生还注意到，从语言角度审核各民族名称的自报名单，发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所报不同的民族有不少语言是相同或相近的，另一种是所报同一民族中包含着不同语言。第一种情况比如广西的“布壮”、“布越”、“布雅依”、“布衣”、“布土”、“布雄”、“布侬”等等讲的都是侗傣语系的语言，经过讲这些话的人相互对话之后，都同意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同一母语，所以自愿合并到壮族这个民族中去。第二种情况，比如费先生回想起30年代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大瑶山里就有三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是属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盘瑶），第二种是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花篮瑶），第三种是属壮侗语系侗水语支的拉珈语（茶山瑶）。这些说不同语言的人虽各有自称，但都一致认同于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