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士子的“明哲保身”论.docVIP

PAGE  PAGE 7 清初士子的“明哲保身”论 　　顾炎武尝自谦道：“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于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顾炎武文选》)亭林一连举出十位同时代的学者，说自己的学问、人品都不如他们，亭林何其虚怀若谷!亭林是清初公认的巨儒，无论治学之严谨笃实，交友之诚善，还是论学之深邃，都堪称清代学者为人为学的典范。他所举十位学者皆符合他治学立身的原则。亭林尝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前者是治学应有的态度和践履要求，后者是对学入的品德规范。“博学于文”就是“好古敏求”，体现出清初学界厌弃宋儒经说，力求回归汉唐旧注疏的考据实学的治学路径。“行己有耻”则包含“经世致用”的现实关照，强调学者要有内在的操持。简言之，这是亭林提出来的治学方法论与内在修养论。看似简要，行之不易。举一例视之，上述十人除张尔岐、王锡阐外，余者的治学成就恐怕都不如阎若璩，但亭林并未提及阎氏，也许就是因为他治学虽佳，人品却不值一名。 　　顾炎武说竹??“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对其治学和人品高度赞赏。梁启超也曾把毛奇龄和朱彝尊相比较，认为清初“文人的学者”有两个人，“在学术界的冲击力不如西河。品格却比他高――一是朱竹??，一是何义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竹??为人谦厚，晚年交好的两个人――阎若璩与毛奇龄――却都是品格有亏之人。二人皆恃才傲物，徒逞口舌之厉，竹??与二人移书论学时，尝有息事宁人的语词，一面固然是自谦，另一面恐也是深知二人性格争强好胜。不欲节外生枝。竹??的这种性格让阎、毛二人都以为他服膺己说，引以为同道，使竹??在“阎毛之争”中扮演了一个“和事佬”角色，事实上，竹??的《尚书》学观点的确也是持一种“调和论”腔调。 　　学者的品格往往影响到他的学术与政治观点，主要因为学者的品格操守是其认识论与修身观的一种体现，落实到实践层面，就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治学方法论。以朱彝尊晚年所辑《明诗综》为例，他将《明诗综》作为对心存故明并私修国史政治实践的一种寄托。他在林尧俞和缪昌期传中提出了“明哲保身”的修身态度，说：陈文定不肯为宦官王振作书。林尧俞也不肯趋炎魏忠贤。乞归故里。“若两公者，明哲保身，渊然不可犯，士大夫当以为师”(《静志居诗话》)。他又说，缪昌期乃六君子之一，因攻魏忠贤而取祸，尝与人说，“东汉、南宋之事，某感叹于中者久矣。互相标榜，岂士君子之幸哉?”“是亦明哲之占，而终不免焉。”(同上)竹??当然是把自己作为“士大夫”、“士君子”中的一员，陈、林、缪三人在明朝政治风云中的表现得到竹??的期许，他们“明哲保身”的修身哲学也是竹??所秉持的。“明哲保身”现在多用为贬义词，其实在明代，“明哲保身”的蕴涵更加多元，是一种积极“人世”的哲学态度。阳明后学王艮曾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故一家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一国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天下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能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明儒学案》)王艮的“明哲保身”论是阳明“致良知”说的延伸。在王艮的那里，“明哲”和“保身”就像“良知”和“良能”，一个是“本”，一个是“用”。“良知”的阐发，王艮并没有展开，他看重的是“保身”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强调自我，自我保身，就是要爱身、爱人，敬身、敬人。另一方面突出的是他人，保身者做到真正的保身要使自己。能为人爱，为人敬。他人也是国家天下的“化身”，于是。“明哲保身”就上升到自我和家国天下的关系上。在王艮看来，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保自我之身的最终目的是保家国天下，在实现这个终极目的的过程中必须要克服消极意义上“明哲保身”的态度，也就是损人利己、“适己自便”的倾向。因此，“明哲保身”又绕回到传统儒家强调的“修齐治平”的老路上来了。王艮的说法比王阳明及其另一位高徒王畿围绕“良知”展开的玄而又玄的讨论显然“实而又实”，更加具有实践性。他的这种说法更符合清初朱彝尊“崇实”的口味。竹??所举几位“明哲保身”的名臣就是王艮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