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地琴乐流布与新浙派古琴的生成.docVIP

PAGE  PAGE 15 清代浙地琴乐流布与新浙派古琴的生成 　　自南宋时期浙派古琴诞生伊始，浙地就成为我国琴乐文化流布的一个核心区域，至明代浙派古琴的兴盛，更构筑了浙地琴乐文化的辉煌景象。在相关琴学史料中，对浙派古琴盛况之描述也可见一斑：“近世所习琴操有三：曰江、曰浙、曰闽。习闽操者百无一二，习江操者十或三、四，习浙操者十或六七。据二操观之：浙操为上，其江操声多烦琐；浙操多疏畅，比江操更觉清越也。”①由浙派琴家徐天民开创的“浙派徐门”琴学更是盛极一时：“观自师友渊源所自，盖‘徐门正传’”。②“迄今上自庙堂，下逮山林，递相教学，无不宗之”。③得益于徐门家族传承，琴乐风格“疏畅清越”的浙派古琴，居于明代琴界至尊之位。以徐门琴风为主线生发而成的浙派琴脉，引领着明代古琴音乐文化的风向，也使得浙地琴乐??化传统之流更加洋洋洒洒。 　　浙派古琴如日中天的兴盛局面，为浙地琴乐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琴学基础，及地缘文化依托。然而，随着浙派琴学风行广布、琴人群体急剧膨胀，其师承体系却显得日渐模糊，难于确切梳理和记载，自晚明后浙派古琴的宏伟形象日渐退却。随之，浙地琴乐也略显颓败萧条，明末绍兴琴家张岱曾就当时浙地琴乐之颓象感叹道：“越中琴客不满五六人，经年不事操缦，琴安得佳？”④在张岱等琴人的积极推进下，明代后期逐渐成熟的绍兴琴派，使得浙地琴乐文化再次萌发生机：“从当时的‘丝社’每月必有三次集会来看，1618年以后的万历末年该派活动进入了盛期，而此时也正是吴地新兴的虞山派取浙派代的时期，因此绍兴琴派的适时出现无疑是对越中地区没落琴艺的一次振兴。”⑤继浙派古琴中兴之后，活跃于琴坛的绍兴琴派延续了浙地悠久的琴乐传统。 　　清初以来绍兴琴派的师承亦逐渐断裂，清代的浙地琴乐文化整体呈委靡之态，其间原因首先在于琴乐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清代浙地琴乐文化背景 　　在清朝统治初期，浙地作为反清斗争重地之一，受到了清政府的严厉管控和全面打压。所谓：“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⑥在战略上的特殊位置更使得浙地倍受高压钳制，人民生活也相应受到更多侵害和滋扰。顺治四年（1647年）起清军驻防杭州，“把西城濒湖居民最稠密的中段街市坊巷，圈为驻防营地址。清廷圈筑城，手段十分残暴。对被驱逐的民户不设法安顿，任其流离失所，在寺庙路亭等处栖身，而且还照旧要他们缴纳地税。”⑦“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谎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⑧明清易代动荡的政治局势及混乱的社会局面，对浙地社会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也使其经济文化发展遭受重创。清代杭城虽然仍是江南重镇之一，但已失去了昔日令人惊为天城的繁兴态势，清初统治者各种严苛的政策和禁令，对浙地经济文化发展更是雪上加霜。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攻取杭州后，本已呈现破败之象的杭城更是满目疮痍：“杭州繁荣时，居民达八十一万，经过与太平军的两次战争，留下的只有七万余人了。此外，杭州城内许多建筑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到处残垣断壁，破坏极其惨烈。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战后已有十年，据巡抚杨昌浚奏报，城中人口只有十三万余。”⑨繁华富庶的人间天堂，在一次次战火浩劫和历史劫难中光华渐失。 　　作为少数民族，清廷在国家统治、治理、复兴过程中，必定面临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民族文化冲突更是首当其冲。虽然以武力夺取了政权，但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面对着厚重博大的汉民族主流文化，清统治者一方面极力追崇效仿，另一方面又对汉族文人残酷压制，其间表现出的文化自卑和心理弱势不言自明。 　　归咎于浙地反清斗争的高涨，清廷对浙地文人文化进行了疯狂打压，诚如梁启超所言：“满庭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据此，清廷在浙江大兴文字狱：庄廷?x狱、吕留良狱、汪景祺狱……，在这些令人发指的冤狱中，大批浙地文人被降以重罪，牵连到亲族师友者亦不在少数。残暴的文化专制，不但使浙地文人仕进之心渐失，更不敢随意交流思想、褒贬时政，甚至连吟诗作赋、操缦抚琴的雅性也遭受压制，恶劣社会环境，致使清代浙地人文环境也遭受到极大挫伤。 　　在封建社会历代的文化传统中，文人一直留存着诗文会友、结社共营的文化传统，历代文人社团曾孕育出诸多的思想体系和艺术流派。清代初期，由于统治者对文人的高压政策，使得文人社团一度惨淡凋敝。1907年7月29日，陈去病在《神州日报》发表《神交社雅集小启》一文，对当时的文人结社悲惨境遇描述道：“……三百年来，文人结社，几与烧香拜盟同悬厉禁，吁其恫哉！……”⑩文人社团被无情取缔乃至无以维系的惨况由此可见。 　　虽然，清代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非常不利于琴乐文化的发展；但是，整体来看浙地民风仍以崇文尚美为主流，甚至连贩夫民妇都能吟诗作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