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沧桑与生活的沉重.docVIP

PAGE  PAGE 4 爱情的沧桑与生活的沉重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爱情的表现尤其如此。湖南作家曾祥彪在他的长篇小说《爱情是什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展示的情感,着眼的不是道德的拷问和人性的完善，而是赤裸裸地展示权力、金钱和种种诱惑对于爱情的干扰和逼杀。在作家笔下，年轻貌美、富有现代意识的鄢然，为了逃避内心的苦闷和情感的纠葛，毅然决然地从富饶的西桥乡来到贫穷的大马桩乡担任乡党委书记，她希望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并希望这种沸腾的生活让她忘记烙在身上情感的不快。她想用全新的生活来洗涤自己，用物质的“他者”和脱胎换骨的精神的“主我”来面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为了尽快找到人生价值的情感原点，她把目标放在果山村农场的改造上。在她的精心安排和全体村民的努力下，贫穷的果山村农场很快变了样。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鄢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在情感上也应有所满足，然而，小说的发展超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事实上，果山村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爱情符号场域。首先，这里流传着一个爱情悲剧：一个叫红梅的姑娘，与一个叫板凳的小伙子青梅竹马，相亲相爱。谁知来了一个货郎，红梅的心一下子被攫取了，并义无反顾地跟他私奔，结果被村民抓住，以最原始的“沉塘”惩罚她。板凳在绝望中投溪自尽。这个传说为果山村的爱情悲剧定下了基调，也为鄢然的情感走向埋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果山村的爱情传说昭示着，不动声色的山里人对山外的世界有着显而易见的美丽向往和本能的情感冲动。不然，青梅竹马的爱情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某种意义上，货郎代表的其实是山外的符号，是一种梦的写真，是整个山外世界的缩影。红梅对山外世界并不了解，她爱的不一定是货郎，而只是货郎的山外背景，这就注定她的爱情是无望的。 　　这一切正如昆德拉小说《生活在别处》里表达的主题一样，正是悲剧的深刻所在。解放初，果山村有一个叫柯美云的女青年，与同村的施长安好上了。柯美云认为爱情就在身边，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她和施???安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爱情不能让她开花结果。“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将柯美云和施长安分开，施长安去当兵，柯美云与下山改造的知识青年田恒新结了婚。这看似有了结果的婚姻并没有给柯美云带来幸福。施长安回来后不肯原谅柯美云，而田恒新落实政策后扔下柯美云母子回城去了。柯美云陷入了爱情的尴尬境地：她既爱一起成长的施长安，也爱让她做了母亲的田恒新。但道德、良心和深深的负罪感折磨她，仿佛她背叛了什么。小说让爱情传说、以往的故事和当下的生活杂合在一起，并且不时发生文本互涉，使郡然不仅看到了红梅愁怨的背影，也看到了柯美云含悲的眼神。这种故事中套故事，小说中有小说，乍一看有结构松弛之嫌，但这种叙事拓展了文本的心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使小说更具立体化，也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 　　在审美追求上，祥彪兄在写作探索中有着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全息性预设”和“共益性预设”的创作特点，即在“共有的经验”的虚构叙事中喜欢“以统摄的、全盘掌握的信息”对当下生活进行描写。这种创作距现实太近，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写的恰恰是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祥彪兄的写作诉求与新世界之初的“伤痕文学”中张贤亮对于“为民代言”的追求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血缘关系。 　　祥彪兄与张贤亮不属于一个年代，他们与鲁迅先生更是完全相异的生活背景。为什么中国作家的心灵冲动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造成这种“隐秘的融合”和“历史的共振”的关键点，除了历史的积淀外，更重要的是凸现了中国作家创作群体有一种重陷“载道”、“义务”和“责任感”等“乌托邦话语”的审美走势。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小说文本中，鄢然要改造果山村贫穷的愿景得到了实现，但事实上，鄢然的出场就意味着她无望的结局。作为新到任的乡党委书记，对于第一次党委会议，她不是满怀希望对于新生活的向往，不是热情洋溢地投身于当下的生活洪流中去，相反，她看见的是“一张张死气沉沉的麻木的脸，脑海里乱哄哄的”，一副“莫名其妙”的心情。这种细节的描写为她压抑的情感作了生动的注释。作家如此精细地描绘生活的细节，是因为细节产生力量，细节凸显艺术的张力和思想倾向性。 　　《爱情是什么》将所有对理想、人生、情感等日常话语都挤压成了青菜豆腐一般脆弱的状态。家庭的维持已不是靠情感、道义或责任，而是靠一种“妥协精神”：即使同床异梦，也妥协屈从；即使跟爱人没有感情，宁可逃离，也懒得离婚。这其实也是一种“妥协中的反抗”：既是对传统文化的道义和责任；是维持家庭的权力之反抗；又是对当下生活中爱情成为婚姻（家庭）基本要素之颠覆；是个人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逃避与屈从――这是一种“沧桑”和“沉重”，但也正是这种“尴尬”使村民们有了活下去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