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孙大雨对商乃诗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docVIP

　　浅论孙大雨对商乃诗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 　内容摘要：商乃诗又称十四行诗，它的出现为中国诗歌诗体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孙大雨作为新月派的一位重要的诗人，对商乃诗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都推动着诗歌形式的发展，无论是节奏、诗歌的外形以及语言的选择都进行着仔细而又谨慎的推敲，成为诗歌前进道路上的开拓者与探险者。 　　关键词：孙大雨　商乃诗　新诗创作　翻译实践 　　 　　商乃诗，又名商籁诗、十四行诗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诗运动的发展，过度的追求诗体大解放、追求诗歌的自由体，导致诗歌这一文体出现了严重的散文化倾向。商乃诗的出现便为寻找诗歌新的格式与音律提供了很好的出路。 　　据我考查，直到1926年4月10日，中国的报刊上，才出现了第一首比较严格的按照意体十四行的格律写作的汉语十四行诗。这首诗的题目叫《爱》，作者署名孙子潜。发表在北京的《晨报副镌》第1376号上。孙大雨发表了《爱》、《决绝》、《回答》、《老话》以及《惋惜》、《遥寄》等均为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做出很好的实践，他认为一首好诗不应该是大白话，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流动性，在十四行诗的创作上他更是勇于实践与创作，并作为我国新诗创作时期一位依照意体十四行格律而写作汉语十四行的诗人，有着其自身的创作张力所在。在《爱》中我们看得出孙大雨开始有意识的创作意大利体十四行诗，不仅仅运用了意大利体的四四三三的结构体式，而且遵守了其韵律ABBA ABBA CDE CDE，同时也将诗行的高低按照韵脚的变化而排列，为十四行诗的创作更是增添了一层严谨。但孙大雨十四行诗的创作并不是刻板无灵活性的，另如他的《决绝》在形式上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以每三行为一小段。韵式上前八句与《爱》相同ABBAABBA，后六句采用了不同于《爱》的CDE DFF，以及《回答》中后六句的CDE FDE；《老话》中的CDE CDF等等，后六行的灵活变化均在意体十四行诗的容许范围之内，孙大雨能够依据诗歌的具体情况将十四行诗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更是为我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孙大雨的商乃诗创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跨行与跨节的现象，跨行如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后，一口气息(《决绝》)、我不知／怎样回答(《回答》)、凭靠在／渺茫间(《老话》)等等；跨节如悄悄退到沙滩下独自叹息，去了(《决绝》)、可是谁是／造物自己(《回答》)、你们这下界，才开始在我的脚下盘旋往来(《老话》)等等这样使诗歌虽每行分开却又相连，有着一种内在流动与连绵不绝的音乐美感。人们对孙大雨19世纪20年代前后创作的商乃诗有着极好的评价，孙近仁、孙佳始在《孙大雨诗文集》中前言中有记载：唐弢特别推崇《决绝》，他说：我爱闻一多的《奇迹》，孙大雨的《决绝》，梁宗岱称赞：孙大雨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的十四行诗，其手腕以有不可及之处，卞之琳说也只有孙大雨写了几首格律严整的十四行。由此可见，孙大雨创作的商乃新诗不以量取胜，但却为推动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却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启发了我们更有兴趣的去寻找、发现中国现代语言的严谨、致密、柔韧以及潜在的音乐美感。 　　同样，孙大雨在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翻译中更是倾心倾力，从外在的形式到内在的诗味以及每一诗句中词语的选取都是十分严谨认真的，这也看出了他对莎翁、对商乃诗的热爱程度。中国诗人对英国十四行诗的移植与改造经历了很长时间也经历了很多诗人的一步一步的努力才日趋完善，孙大雨对十四行诗的翻译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分析： 　　 　　一　对节奏的改造与移植 　　 　　诗歌的节奏与格律一直是孙先生诗歌观念的一个重点所在，十四行诗的节奏与中国诗歌的格律与节奏密切相关。孙大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如既往的比较注重节奏。如在翻译第十八首时是严格按照莎士比亚四四四二共十四行的结构，另外根据其音组格律的翻译观，对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进行翻译时，无形中有着十二音五顿的节奏划分，这样翻译出的作品读起来节奏流动而不显呆板，当然在其它几首中也有十三音五顿的情况，例如第七十三首、第八十七首、第一百一十一首等等，这在其新诗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如《遥寄》的第一首，音节数有十二音、十三音也有十四音的。这也正说明了孙大雨翻译诗歌的灵活性，对音节数的整齐与否比较宽松，而更注重顿数的整齐、节奏的流畅，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讲道：我较后的经验是在中文里十四行体，用每行不超过四顿或更短，可能用得自然，不然就不易成功。而孙大雨的十四行诗新诗创作以及翻译大部分都是以五顿见多，这或许跟他的以二或三个汉字为常态进行变化的音组理论的应用有着一定的关系，每行均有严格的5个音组，即五顿。文学的翻译需要经过很多程序的磨合与适应，并没有完全的全盘接受或不加任何的改变，意大利的son在传人英国后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