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事诉讼中的身份等级与赋役制度-以道光泾县李氏主仆官司为中心.docVIP

　　清代民事诉讼中的身份等级与赋役制度:以道光泾县李氏主仆官司为中心 清代民事诉讼中的身份等级与赋役制度:以道光泾县李氏主仆官司为中心 　近年来.L.学界对于民间二、法律运作过程中.L.的诉讼与承审 　　1.诉讼双方的策略及其差异 　　原告最初占据主动权，向官府出示雍正间的控案文约，及时禀报清明扫墓受世仆抵制之事，争取到官方的同情。并且抓住被告不敢直称世居永宁，而诡称挂居永定的表达漏洞，占据道德高地指责被告为逃避劳役而不认嫡祖。然而，原告伪造禀文让被告抓到口实，一定程度上削弱其信度，且没有否认被告勒索生银百两的指控。最糟糕的在于并未掌握卖身服役文契，无法证明被告一定属于本族世仆。被告也坦言：李和中们也没指说监生们为他家祖上仆人后裔的事。可见，在经济上早已独立。 　　被告的诉讼反应慢了一拍，但反击力度较大。其一是请潘报颂呈文澄清，以示原告之欺瞒官长；其二划清与世仆李珠宝的界限，认为因姓与生同，遂指鹿为马；其三指责原告动机险恶，旧藉七李修祠为题，勒索生银百两，敲诈未遂而上控。与此同时动用了大量人际关系，姻亲翟端本、潘百祥、吴世尧、吴汝器、王继成、查元庆等纷纷呈送甘结，他们都是列宫庠、有宦业、授职衔的士绅，其中潘氏甚至与河道总督潘锡恩同宗。这对官方判断起到的引导作用，泾县令称：查卑县潘、吴、翟、王、查各姓，均系大族，既与联姻，自无身家不清之事。安徽巡抚也说：尔等果与大族联姻，自非身家不清。 　　被告不服知县判决，向宁国府申诉未果，转而上控至安徽布政使，杜撰出蠹差章锦、章文升、朱宣、赵林等公然嚇诈生钱之事。后来在供词中承认：监生们情急，就添砌差役嚇诈的话，希图耸准，作词到藩宪衙门呈控监生们上控词内所称差役串啉勒诈的话，实是图准添砌的。其目的即在于引起官方重视，其中可能有讼师参与谋划。名吏汪辉祖有无慌不成状之说，寺田浩明曾专门探讨此现象，诉讼当事人经常将轻微纠纷捏称为重大案情，以期引起承审官员的重视。滋贺秀三也认为官方对民间词讼的制度设计上本身具有缺陷，为缠讼提供了客观条件。当然，这也为消解民怨提供回旋的余地，某种意义上体现民众的权利意识。 　　考虑到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伪造邻右和中证供词的门槛甚低，在本案审理时仅仅当作辅助性证据，断案的主要依据是宗谱和赋役。原告上诉时伪造供词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显示其诉讼水平之低级。与之相对的是，被告动员了大量的人脉，似乎还邀讼师参与其中，显得有张有弛，应该对祖先的诉讼遗产作过总结。 　　2.作为核心证据的宗谱 　　宗谱具备双重性的功能，既是宗族认同的根本，也是地域竞争中维护权益的重要凭据。清代法律对宗谱、墓碑和契约作为依据的使用作了限定，但地方官仍按照民间习惯判案。在本案中，原告最初提出调查纳税科册，考虑到官方可能没有掌握人口、土地的具体隋况，在纳税证据缺失的前提下，只能以宗谱作为审判凭据。安徽巡抚的批示为本案定下基调：人之世系，全以宗谱为凭。翻检相关材料，可以明显感受到宗谱在固定产权与维护权益方面的习惯法功能不容小觑。 　　被告为了割断旧有贱民身份的束缚，选择了一条攀附南容李氏的捷径，于道光十七年私买李含长们宗谱，冒称南容李氏某支后裔。被官方识破后，在供词中表达了侥幸心理：见有禄和公一支，并没刊载后代，也没注写绝支字样，因监生们始祖乾昌生子耀祥们，只道就是禄和子孙，因迁居别都，日久失载，当认为禄和后裔。泾县知县核对宗谱时质问被告：如李兰生为其子孙，何以乾隆元年(1736年)及嘉庆十九年(1814年)两次修谱，伊之祖父何以概不刊载?李氏宗谱初修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其后有康熙、乾隆、咸丰和民国等续修本，所谓嘉庆谱是子虚乌有。被告很快知晓此事，上控时以此为突破口，指责知县反任棍等冒捏修谱未刊，竟断生祖禄和公无出绝支。这里出现家谱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出卖宗谱的李含长等人故意透露错误的信息；二是南容李氏意在恐吓，官方也没有掌握该族宗谱的实际编撰情况；三是与支派差异有关，被告购买的顷田支谱与原告所属的南容支派有所不同。 　　宗谱保存和使用的监督机制，一直是宗族制约能力的晴雨表，大族往往担心宗族信息外泄而发生外姓乱宗之事。原告对此有很深的顾虑：监生们因李兰生们向在永宁都八甲当差，永宁都系仆户居住都分，疑系监生们祖上契买仆人李珠宝后裔，恐怕乱宗，因李兰生捐纳监生，就以世仆冒捐等情赴县呈控。出于对乱宗的怀疑和担忧，在没有直接掌握核心证据的情况下，贸然决定诉诸讼端。至于私卖宗谱的李含长，先是在甘结中坚称实系生族分支，同宗共谱，然后又迅速翻案，因年代久远，并不晓得，这些行为都没有受到宗族制裁。 　　对于那些试图跻身大族行列的小姓而言，私买宗谱窜人大族世系，应该是重塑身份之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宗谱本身与族姓的身份等级息息相关，尤其与主仆关系搅和在一起时更凸显其意义。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