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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7 真得好好反思 　　 　　对湖南作协两位作家退会一事，我的看法和态度是：虽然说不上拍手叫好，却很能理解他们，甚至还有些佩服他们的勇气。当然，对于这个“作家退会事件”，更重要的是需要反思。 　　作家协会与其他组织不同，本是一个群众团体，入会自愿，退会自由，这是作家个人的权利，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干涉也无权干涉。但为什么从道理上说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文学界内外的关注甚至争议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这可能是因为余开伟、黄鹤逸两位作家开了退出作家协会的先例，本来是个人行为，但现在却成了一个“事件”，很多人觉得新鲜或一时还不大习惯；第二个原因，也是问题的关键，是退会之举牵扯并暴露出作家协会这样的机构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作家协会到底怎么了？ 　　根据作家协会的章程，作家协会应该是团结老中青作家、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联络和组织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及学术活动的组织。一句话，它是作家（准确地说，“作家”前应该加上“真正的”这一限制语）的组织，它是文学的组织。当然，它也与中国其他所有的组织一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是党联系作家、团结作家的桥梁和纽带。在现阶段历史条件下，作家协会无疑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作家协会也确实对促进和繁荣文学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作家协会问题也确实很多，用“问题成堆”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作协“成堆”的问题中，官僚体制、领导机制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也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人常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单位。现在的作协领导特别是实际掌权的领导，往往并不是真懂文学也热爱文学的人，而是一些文化官僚甚至是一些有浓厚的政客习气的人。说这些人懂文学吧，却又经常说外行话，净干外行事，至少是与文学不大沾边的事；说不懂文学吧，他们有时好像对文学也不是很陌生，还能说上几句像模像样的话，甚至也写一些自称为或被人称为散文呀、随笔呀乃至文学评论呀一类的东西，好像也不完全是外行。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懂不懂文学，懂了多少文学，而是这些人到作家协会，并不是奔着文学而来，而是冲着当一个官、弄一些待遇甚至是弄权而来。因此，现在的作家协会，其工作作风渐渐演化为“官协”衙门作风。“官本位”意识相当严重，“论官行赏”，凡事不是从实际工作考虑，不是从有利于促进文学事业考虑，而是以级别即官阶的大小来设计安排。对具体的工作特别是有关文学的工作，往往不很热心甚至不闻不问，不研究和解决切实的问题，不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而是热衷于作表面文章，搞花架子，把一个本来应该是比较纯净的环境弄得乌烟瘴气。对此，作家协会外部的人――大多是一些文学界人士，想说不好说，为什么呢？这是人家单位内部的事，说了或说多了得罪人，而且都在圈内，弄得大家不好见面；内部的人是欲说还休或想说不敢说，为什么呢？在人屋檐下也。我想，余开伟、黄鹤逸之所以敢于退出作家协会并且敢于揭露作家协会的弊端，是因为他们都是作协机关之外的会员，要是他们在作协机关内部，可能也是“欲说还休”甚至是“欲退还休”。其实谁都明白，无论作家协会内外，谁说了也是白说，就是作家协会的一些领导说了也是白说，这是体制问题，是需要“上边”解决的问题。于是，大家就都不说。现在，余开伟们终于忍不住了，做了――退出作协，也说了――揭露作协内部矛盾，由于是“空谷足音”，于是才引起了关注。 　　 　　黄鹤逸说：“作协主席首先应该是资历很深的作家、优秀的政治家。”“现在作协的人都想当主席，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具体工作上。”“作协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存在问题，大家争当主席、副主席，这涉及体制问题，主席、副主席待遇不低，即使不参与创作都能生活。而一个在文学上毫无建树的人，竟然能混到副主席，导致作协无法发挥其真正作用。”（见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５日《中国青年报》）这都是一些有的放矢的看法。问题是，“一个在文学上毫无建树的人”，怎么就“竟然能混到副主席”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而有了这种“混到副主席”的当权（其实，副主席、主席都未必真正当权），自然就会“导致作协无法发挥其真正作用”了。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由社会主流渐趋边缘化，作家的地位也渐趋边缘化，昔日那种政治家极为关注而万众亦一致瞩目的好景已不复存在，许多当年走红的作家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况中倍感失落，文学的热情也随之衰减，而权欲渐旺。但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因为他们年龄的尊长及其他原因而非文学的成就，处在一定的领导位置，他们对文学既无太大的热情，对作协工作亦无改进之心，自然或是无所事事，或是争权夺利，“作协无法发挥其作用”也就是必然的了。可以看到，由这些官僚、官迷掌权的作家协会，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讨气氛虽不能说丧失殆尽，却也所剩无几。作协领导要懂文学、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