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下“忍”的精神困境.docVIP

PAGE  PAGE 10 胡同文化下“忍”的精神困境 　　〔摘 要〕白大省是铁凝笔下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她生长于以“仁义”为代表的老北京胡同，但当视野细化到人物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能力上时，其真正体现的是“忍”的性格特征，而非“仁义”。一方面，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本文对“仁义”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从“忍”的内涵范畴出发，认为白大省属于“忍人之忍”的极端范畴。另一方面，由于性格懦弱卑微与缺乏主体意识，白大省在现代社会中深陷“忍”的精神困境之中，在危害自我的同时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进而让人质询以“忍人之忍”的白大省为缩影的国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改变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摘 要〕忍人之忍 精神困境 胡同文化 　　一、胡同文化影响下的忍 　　白大省是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的女孩，在七八岁的时候被人评价为??仁义”，她在一年级时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奶奶背回家，在二年级就担任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到三年级看《卖花姑娘》都会哭得无比专注等等，通过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灌注在白大省身上的“仁义”的理想人格。但视野细化到人物性格特色上，白大省思考方式、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义”，而是在胡同精神的道路上有所偏差。 　　作品的开头便将北京城比作一片树叶，胡同是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在胡同里穿行的女孩们就像城市的汁液，使得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晰、面庞润泽，可靠而温暖。胡同是北京城的一个特色布局，也是时至今日最具代表性的“老北京”建筑。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说道，“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民居建筑是精神内涵的外在反映和物质表现，四合院的四方四正、胡同的正北朝南都体现了北京人的敦厚随和。在分析了胡同的特色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后，汪曾祺道出了胡同文化的精义――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正如老舍《茶馆》里的北京小市民的典型代表王利发曾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这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也是小说主人公白大省的生存态度。 　　从小居住在“近邻皆是亲”的驸马胡同里的白大省在民居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诸事皆忍的性格。有学者从哲学角度将忍分为四种，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忍人之忍，指过度偏离事件的评判标准，一味忍受纵容他人无理的行为，脱离了人性可接受限度的忍，即超出合理范围的感性愚昧之举。在白大省小时候做出扶老人家过马路、给姥姥到便盆、好吃的让给表姐、帮弟弟扛下责罚这些都可以归为理性的礼让与忍耐，但当长大了的白大省一再忍受姥姥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弟弟昧着良心的算计、表妹肆无忌惮的占有、爱人再三的背叛抛弃与反复时，她却像自己的姓氏“白痴一般地”将所有不合理的事情照单全收，心甘情愿、浑然不觉地接受了现实的不公平，此时我们可以发现的白大省的行为已不算是理性的“忍耐”，而是极端感性的“忍人之忍”。这种“善良”在老一辈口中说成是“仁义”，却越出了传统文化精神品质，走向了“忍”的极端“忍人之忍”。 　　重新解读前辈们给白大省定义的“仁义”精神，不过是一种过分“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美化形容。其身上真正体现的是越走越偏的“忍”，并且是消除了个体感受、一味适应外在的“忍人之忍”。大家在白大省年幼时便将“仁义”的包袱安排到她的手上，在生活中处处利用白大省的“忍”，心安理得地享受白大省带来的好处，而白大省却从“仁义”的源头走向了“忍人之忍”的另类支流。作品开头便抒发了“白大省仁义就让她仁义去吧”的感叹，如果白大省已不是“仁义”的代表，还能让她如此“忍”下去吗？ 　　从本质上说，忍人之忍是病态人格的体现。丧失心性的白大省日渐惯坏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姐“我”、最亲的姥姥和弟弟以及爱人们的性格，大家都对白大省的过分善良熟若无睹，理所当然地要求与分享她，变得野蛮、无理、任性，暴露出人性鄙陋的一面。 　　首先以表姐“我”和白大省的相处进行分析和阐释。一瓶汽水，表姐“我”总是先喝，而且永远比她喝得多，又由于她从来不懂得埋怨与诉苦，表姐“我”因此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我”和白大省都要洗头，“我”抢先洗，最终让白大省没时间冲头，挂着一块蛋黄洗发膏，“我”虽感到愧疚但却因觉得她不会在意而终未提及。作品借第一称叙事“我”的心理展露出：“白大省是这样一种人：她会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件事你有什么可对她不起的，她会扫你要道歉的兴。所以你还是闭嘴吧，让白大省还是白大省”。这样地不求回报、不管事理的白大省，合理表达情绪的机会她从来都选择放弃，维护尊严的必要道歉她也从来不去要求。于是愈发地无人在意其的感受，真正地去关心她的情绪与幸福。殊不知，“一味的奉献、给予”并不是高尚人格的体现，他人得到的益处并不会永远呈指数增长，长时间反而会扭曲危害他人的心智，形成“她从不抱怨，表姐‘我’因此从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