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现代性”更要“民族性”.docVIP

PAGE  PAGE 10 要“现代性”更要“民族性” 　　 中国文学又面临选择 　　中国的文学与社会，总是宿命般地唇齿相依、难分难解。今天，当和平崛起的中国，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语境中，决心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的文学也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这个路口一面的路标是“现代性”，另一面的路标是“民族性”。经历了近30年风雨兼程的改革历史，人们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中国要建成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必须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文化的巨大作用和独特价值，认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对于文学来说，它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作为一个作家，他要写什么、怎样写，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有着广阔的空间。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文学则是它的形象的体现和精神的象征。它需要有一个总的主题、总的精神和总的风貌。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气派。 　　从1977年到今天，中国文学30年的历程其实是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的。1977年至1989年是为“新时期文学”。1990年至现在，有学者把它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把它叫做“多元化时期文学”。这30年的文学历史，正是一个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不断选择、探寻、实践的历史。二者时而冲突、时而融合、时而分流的历史。新时期文学的十几年，是以“现代性”为目标的一个时段，但却始终背着历史的重负。多元化时期的近二十年，是以回归现实、回归“本土经验”为走向的一个时期，但市场经济文化使文学的形象变得暧昧不明，多元化格局中缺少一个具有民族气派和个性的文学主潮。我们肯定30年文学成就煌煌，但它存在的问题也是毋庸讳言的。而问题的“症结”，正是出在对“现代性”、“民族性”二者关系的把握上。 　　对于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就逐渐成为研究界的一门显学了。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文学应当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等，自是见仁见智。鲁迅早在1934年就说过“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证明，“外国的良规”和“中国的遗产”都是不可偏废的，只有把二者进行融合，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才是文学的兴盛发达之路。所谓文学的“现代性”，是以西方文学所体现的文化思想和审美形式为标高的一套艺术规范。它是现代的、先进的、精致的，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100年来的文学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和高度。“现代性”已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精神、一种传统。自然是“中国化”了的。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和个性特征，它同样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大部分。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最具有特点和魅力的一种。但在长期以来不间断的文学革命、创新、实验的过程中，文学的“民族性”渐渐断裂、式微，导致了在某些时段文学的无根状态和无序发展。 　　一个时代的文学总要有一个表现重心和发展取向。对于当下文学来说，它的探索、追求应是双向的。一方面要继续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轨迹，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倡导人文主义精神，汲纳西方文学的审美方式方法，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另一方面，则要坚定地探索、拓展文学的“民族性”道路，回归传统文化和文学，发现和创新民族文化思想以及审美经验，鼎力促使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实现民族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交融，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丰富世界的文化和文学。从这个角度讲，坚持文学的“现代性”和促进文学的“民族性”，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们需要“现代性”，我们更需要“民族性”。文学就像一棵大树，以“民族性”为深厚根基，以“现代性”为发展目标，它才会根深叶茂、茁壮生长。 　　 　　现代性：未竟的工程 　　上世纪90年代初，受一些西方学者的影响，中国的个别学者曾经宣判了“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文学”的开始。但人们又马上注意到，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早在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论著中，就反驳了后现代主义者“全面告别现代性”的理论，毫不含糊地指出：现代性“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有待继续”。“现代性：一项未竟的工程”。既然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还没有完成，现代文学也在继续。作为后发现代性的中国，自然不能抢在头里，匆忙定论。于是“现代性终结”理论偃旗息鼓。 　　不管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还是精神文化建设，亦或文学艺术发展，我们还都不能说“现代性”已经完成。尽管我们为此而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已进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