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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与工作权利 　　11月8日是中国第九个记者节，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便是记者节(其余两个分别是护士节与教师节)，足以反映新闻工作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记者节前后官方接连发布了两个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一个是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新华社11月7日电)，另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九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上的讲话(11月10日人民日报)。仔细研读，二者互为表里，都是为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提供指针并提出要求。 　　 　　采访与广告发行经营必须分开 　　 　　利用记者身份开展广告或发行经营推销活动，这是新闻行业的大忌，但同时又是现今新闻界的通病甚至是痼疾。每年10月以后便是报刊征订季节，从中央到地方不知有多少报刊常常做着这种违反政策与行规的事情！西方新闻界把新闻采编视为教堂，把广告发行视为账房，二者泾渭分明，绝对不允许混在一起，记者揽广告或搞发行是极大的不道德行为。这种观念当然是合乎新闻工作的规律与职业道德规范的。 　　去年在开展整治“四假”(即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时，柳斌杰指出有些新闻单位设立记者站不是以新闻采访为目的，而是以拉广告、拉赞助赚钱为目的，甚至承包给个人，记者站的性质已不是新闻采访，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有一条“不得借新闻采访活动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从事与记者职务有关的有偿服务、中介活动或兼职、取酬。新闻采编人员不得介入经营活动，严禁借新闻采访工作从事广告、发行、赞助等经营活动。” 　　政策规定明确无误，就是针对现在新闻单位利用官方与公众给予新闻工作者的特权做生意下的禁令，但是，不少新闻单位仍然我行我素，因为在官本位系列中，新闻出版总署也只是一个正部级单位，而新闻单位中正部级的不止一家，虽然不会公然叫板，但是各行各的令。 　　其实，新闻单位的这种做法久已有之，正像有些部门政企不分，社会上特别是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对正常的广告发行经营人员不大看重，但是对有发稿权的记者却不敢不另眼相看。所以，一度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这里所要“防”的当然不是歌功颂德的记者，而是行使批评监督权的记者，或者是借机讹诈或勒索钱财牟利的记者。 　　由于目前国内新闻单位都是官方机构，记者也就代表着官方，如此一来，便让想防者也防不胜防。在党报党刊系列，通过记者或编辑变相摊派推销发行与广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所占份额远远高于常规市场营销，发行部与广告部都要仰仗编辑部或记者部的支持。 　　因此，仅仅原则性反对或禁止还不够，必须出台具体的惩治条例，也许才不至于形同虚设。 　　 　　记者证与持证采访 　　 　　近几年来，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推行“正版”记者证。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公布《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对记者证的发放、使用、管理和记者站的设立、登记备案、业务范围等都作出相应规定。此举是国家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新闻记者队伍管理、规范新闻采编活动、依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举措。这个办法特别指出，记者站不得设在党政机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得兼任记者站工作。 　　办记者证、换记者证，成为新闻从业人员都得面对的事情，而过去，记者证是各家单位自行管理自行发放的。 　　新版的记者证全国统一制作，在网上可以查验真伪，但是名额有限，申领程序并不便利，而且新闻单位用工制度在不断改革，人员流动性日益加大，事实上造成了一线的记者频繁更换，也就无法不面对现实难题：刚上岗正在干活的还来不及拿到记者证，而拿到了记者证的却可能跳槽甚至改行了。 　　所以，广播电视系统便推出自己的记者证，这不仅是部门设置重叠，分工交叉，权力各不相属的原因，还是电视工作的特殊性使然。 　　如果实事求是地看，不难发现推行统一记者证并无助于新闻工作的规范化。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中国的新闻单位对记者证的管理还是很严格、认真、有效的，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采取的是各新闻单位自行其是的做法。 　　新闻工作是神圣的重要的，但是毕竟不是行政工作，也不需要行政许可。官方明文规定“要坚持凭合法证件采访。新闻记者证是我国境内新闻记者从事新闻采访活动的惟一合法证件，是新闻记者职务身份的有效证明”。虽然正确，但是并不现实可行，因为事实上在采访中出示记者证的同行很少，越是资深的、水平高的、有成就的记者越不会这样做，所以，规定记者要出示证件采访，虽然谈不上是一纸空文，但是肯定是脱离新闻工作实际的要求。 　　规定中还有“在采访活动中，新闻记者应主动向采访对象出示新闻记者证。暂未领取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必须在本新闻单位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带领和指导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