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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垃圾产生预测的尺度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预测首先需要明确所涉及的 空间范围和时间序列长度。生活垃圾预测的空间尺度 是指预测的基本空间范围和采样的最小空间单元 [5] 。 实际中，由于垃圾管理的基本单元为各级行政辖区， 加之相同行政区内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同质性，垃圾预 测普遍以行政辖区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可将以往研 究涉及的空间尺度归纳为家庭/社区、城市、国家 3 个 尺度。垃圾预测是估算未来一段时间序列某特定空间 上垃圾的产量和成分，习惯上将时间尺度分成短期、 中期和长期，在回顾总结以往研究基础上，本文将短 期界定为 1 a 以内，预测垃圾产生的年内变化，如日变 化、月份变化和季节变化，将中期界定为 1~5 a 垃圾 产生的年际变化，将长期预测界定为 5~20 a 垃圾产 生的年际变化情况。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预测涉及的尺 度及特征如表 1 所示。 2 生活垃圾产生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因素间的复杂联系给预测 带来极大困难。研究这些因素对了解和掌握城市生活 垃圾动态变化的原因，准确预测未来生活垃圾产量和 成分至关重要。自 20 世纪 70 年代，国内外众多学者 对垃圾产生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下文从家庭/社 区、城市、国家 3 个尺度分别进行总结。 2.1 家庭/社区尺度 家庭/社区尺度上生活垃圾产生与该尺度上的经 济、社会人口学特征及个体行为紧密相关。大量研究 表明家庭收入水平、消费支出、居民商品购买能力等 经济因子与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现显著正相关，而 成分方面，高收入水平家庭产生更多的有机和废纸类 垃圾 [6-8] 。潘玲阳等 [9-10] 研究了城市化梯度下不同社区 垃圾产量，发现城市和农村社区垃圾产量高于城郊社 区。社会人口学特征影响生活垃圾产生通常是间接 的、机制也更复杂，研究证实家庭规模与人均垃圾产 生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小家庭产生最多的废纸类垃 圾、大家庭产生最多的纺织类垃圾，而单亲家庭产生 最多的纸板类垃圾 [11-13] 。虽然有学者就教育水平、就业 情况、消费习惯、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与家庭生活 垃圾产生的关系做了一定探讨 [14] ，但这些因素的影响 机制和大小有待进一步研究。近年来，个体行为影响 垃圾产生的研究逐步兴起，Afroz 等 [11] 分析发现环保 意识、环境污染关注程度和垃圾分类意愿对垃圾减量 化有显著贡献，而肖黎姗等 [15] 的研究认为关系不明 显。可见经济因子的影响研究较为成熟，而社会人口 学因素和个体行为方面的研究亟需加强。 2.2 城市尺度 城市是生活垃圾管理的主体，城市化水平、社会 经济属性与生活垃圾产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所有 因素中城市人口规模、GDP 增速对生活垃圾产生量影 响最显著、且呈正相关 [16-17] 。有学者就家庭特征和人口 年龄结构的影响做了一定探讨，指出城市人均垃圾产 生量与家庭规模呈显著负相关、与中年人口占总人口 比重呈正相关 [18] 。Buenrostro 等 [19] 以墨西哥城为例的 实证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年龄结构和教育 水平是影响居民生活垃圾的最主要因素，而影响企事 业生活垃圾最主要的因素为就业人口和工作时间。自 然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台风、暴雨等极端气候事 件可能引起垃圾产量的短时剧增 [20] 。成分方面，Yousuf 等 [21] 认为垃圾成分的变化是由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密 度变化、饮食习惯变化、社会文化习惯，教育水平和全 球化等因素引起的，而季节因素对厨余垃圾影响最 大。总体而言，该尺度上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因素 研究开展较多，成分方面的研究少见，已有研究也多 为定性描述，缺乏定量分析。 2.3 国家尺度 国家尺度上的研究多以宏观的社会、经济、人口 等指标为基础。GDP、工业总产值、城镇总人口、城市 建成区面积、居民消费支出等都与城市生活垃圾产生 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而被频繁应用于国家尺 度上生活垃圾量的预测，然而有研究指出，当国民经 济发展到一定水平，GDP 的继续增长对垃圾产生量的 拉动不明显 [22-23] 。Sokka 等 [24] 运用 IPAT 方程对芬兰垃 圾产生进行分析时发现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垃圾减 量、源头分类、资源化再利用等政策因素对垃圾产生 的影响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