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法律服务到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docVIP

　　从传统法律服务到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 从传统法律服务到军事行动的法律保障 在世界军事变革中，军事与法律逐渐有了更为紧密的结合。以军事法律顾问为基础构建军事行动法律保障力量，为军事行动提供及时有力的法律支持，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通行做法。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军事法律顾问制度经过战争实践和改革调整，适应军事力量运用的需要，先后完成职能转变，其任务从传统的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逐渐转变并提升到为部队建设和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保障。军事法律顾问已经成为军队提升战斗力、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重要力量，极大提高了军事行动能力和战场作战能力，在局部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此外，《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也明确规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各国军队应保证有法律顾问向相当等级的军事司令官提供意见。从而使法律顾问为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保障也有了国际法依据。 　　战争形态变化和军事变革 催生军事法律顾问职能转变 　　战争是牵引推动军事各领域各要素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体系和体系的对抗、一体化联合作战加快了向信息化战争的演变。军事行动快速多样，战场环境公开透明，政治性、政策性不断增强，法律因素更加突出。美军《联合反恐行动纲要》指出几乎每项军事决策和行动都涉及潜在的法律因素，每项动用军事力量的决策都必须具有法律基础。军事行动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力量，这就要求军事法律顾问必须适应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全面融入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从参与军事诉讼、撰写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等传统的主要为军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提供保障的领域，向保障军队军事行动和提升部队战斗力转型。 　　美国是发动和参加现代局部战争最多的国家，其军事法律顾问根据作战需要率先进行了职能转变的探索。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军参加的历次战争性质上模糊不清且政治上争议巨大，在作战行动中面临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日益增多，涉及武力运用的合法性、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攻击目标识别、战俘处理，以及与东道国、国际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极大影响和制约了指挥决策、作战计划和行动的组织实施。从越南战争和格林纳达暴怒行动开始，美军军事法律顾问直接介入军事行动。随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索马里、海地维和行动中，美军军事法律顾问既要为指挥官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指导官兵学习和运用交战规则、驻军守则，又要担任军地公共关系联络员和对外事务协调员，依法处理一些涉及政治、外交、宗教的重大问题和部队涉法问题。无论是《部队地位协定》的协商制定还是《陆战法》的具体实施都需要军事法律顾问的大量工作。美国国防部高层普遍认为像美军这样一支越来越以应急作战为主的军队，需要军事法律顾问的事务远远超出了所谓传统的法律范畴。 　　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纷纷借鉴美军经验，为各级部队增配军事法律顾问，确保军事行动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苏联解体后，其原有的国防部法律勤务部门改为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司法勤务部门，是军事执法和护法的专业部门，下设各级法律咨询处，具有更加广泛的法律职责，制定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司法勤务条例》并作为俄罗斯军事司法勤务部门的主要活动准则。在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中俄罗斯军队军事法律顾问在司法勤务部门的指导下，直接为各级指挥官作战指挥提供法律支持。战争的实践促进了军事法律顾问角色的转变，把军事法律顾问推向了行动的第一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国军队军事法律顾问也有了全新的地位与作用，已有传统的法律服务上升到为军队建设、作战行动提供法律保障的高度。 　　向战斗力聚焦是军事法律顾问 职能转变的重要标志 　　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法律顾问的职能转变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进，不断向战斗力聚焦，逐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直接重要因素。 　　一方面，军事法律顾问在传统法律服务领域中继续履行军事司法辅助和法律咨询服务职能，担任军事法庭的公诉律师、辩护律师，保证军事指挥权和军事诉讼权的正确有效行使，并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各方面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军事法律顾问更加注重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法律保障作用，参与筹划军事行动计划并进行法律评估，制定交战规则和武力使用规则，草拟指挥官指令和作战部署命令，全方位融入各级指挥系统和指挥活动。 　　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军事法律顾问直接担任各级指挥官的法律参谋，与作战参谋、情报参谋、通信参谋、保障支援参谋一起，筹划军事行动计划并做出法律评估，依法维护占领区的秩序，管理战俘的甄别、转运及善后事务，全程融入各级指挥系统，指导战争法的组织实施。海湾战争中，战场上活跃着多国部队数以千计的军事法律顾问，大到参与指挥决策、起草作战命令、制定交战规则，小到为官兵代写遗嘱和离婚及债务协议。军事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