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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史前人口数量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摘 要】史前人口的统计与分析是复原史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发展与深入，史前人口统计分析的实践也越来越多，文章对国内外史前人口统计的理论与实践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试图找到适合中国史前人口数量分析的具体方法。 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社会生活，重建人类文明史，而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史前社会的人口问题是利用考古资料复原史前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人口数量是反映社会单位规模和各种社会单位之间结构关系的重要素材[1]，F·A·汉森认为：“人口学变量是对历史文化进程中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的一种方法和途经。” [2]然而，由于以前做考古工作时没有注意收集与人口数量相关的资料，所以以往无法用考古资料来复原史前社会的人口数量，丧失了从人口数量问题探讨史前社会复杂性和国家文明起源的途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新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变以往只关注“物”的研究的观念，更多地去研究“人”，并试图透过“人”的研究来解释社会复杂化问题。有学者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利用考古资料复原了某一社会单位或者某一文化阶段的具体遗址的人口数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3]。在此基础上，又有学者将这些理论和方法综合，对区域性人口数量做了探讨[4]。史前人口考古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加之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国内的史前人口数量分析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本文对国内史前人口数量的研究过程进行了总结，概括和分析了各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试图从中找出适合中国史前人口数量分析的方法。 一、国外史前人口数量研究综述 国外的史前人口数量研究最初是借助统计学的方法来进行的。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胡特恩和威洛比在北美麦迪逊威尔附近的印第安人村落遗址和墓葬进行的人口状况研究。他们把欧洲国家人口死亡率的统计数据运用到这些墓葬的分析中，结合历史证据，得出遗址的存在人口可能在450~500人左右的结论[5]。1959年，罗伯特·艾斯克进一步将这一方法系统化，提出计算人口数量的两个统计模型，一是通过遗址面积大小来推算人口数量，另一个是统计人均每天消耗的食物水平和遗址区域内所存食物的遗迹总量来推测年度内人口数量[6]。1966年，和根据聚落之中出土的炊煮类实用陶器进行了人口推测[7]。1972年，库克根据陶器的损坏更换率和遗址内发现的陶器总数来对人口总数进行推测[8]，在此基础上，最早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史前人口数量统计的方法，并进一步提出，史前人口的统计方法有考古学和生物学两种途径[9]。1979年，费克里·汉森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了史前人口研究的方法[10]。1981年，理查德·佩恩提出了“考古人口学”的概念[11]。此后，国外的人口考古学研究文章和观点逐渐增多，形成了数理学派、社会学派和生物学派等多个学派[12]。1991年，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对西方人口考古学做了较为完善的总结，认为蠡测人口数量的研究方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是从聚落材料中得出数字，另一种是根据环境承载量来推算。但是他们也承认，无论哪种方法，在用于统计史前较大地区的人口数量时都是估算[13]。目前国外比较流行的用于统计聚落内人口数量的方法，是依据民族学资料来确定每座房屋的居住人数，或者人均居住面积，再根据考古发现的聚落中的房屋总数获得居住面积，进而推测整个聚落的人口。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遗址和民族学资料不同，可能导致研究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总的来看，国外的人口数量研究理论和方法是伴随着新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成熟起来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过程，大致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研究提出了计算遗址内人口数量的方法或者模型，后期主要集中在重新思考人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14]，从单纯的数量统计到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人口的变化与社会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国内史前人口研究情况 中国史前人口数量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外新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而逐渐开始的。以2000年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以单个墓地或聚落资料作为基础进行的单个墓地或聚落的人口数量的统计和研究。以严文明对横阵墓地的人口研究[3]为发端，国内学界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赵春青通过分析姜寨一期墓地的考古资料，探讨了姜寨一期居民的人口结构、社会组织和婚姻、家庭形态[4]；朱乃诚分析了半坡类型早期居民的人口状况，之后又对龙岗寺、元君庙、姜寨三处墓地的人口状况进行了探讨[1]；郭凡利用聚落资料研究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