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现代性建制的中国现代文学.docVIP

　　作为一种现代性建制的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一种现代性建制的中国现代文学 　　伴随中西方学者对现代问题的高度关注，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极具涵盖性的理论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或哲学话语，现代性不仅成为现代题域的核心关键词，同时也成为整体把握现代历史的一种最为重要的视域和方法。因此，如何将这种视域和方法运用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即如何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程。显而易见，从现代性视域出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需要将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置于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重新考量。其中，现代国家建制、现代战争事态、现代政治统制、现代经济结本文由.L.收集整理构等一系列社会现代性议题，与文化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问题紧密勾连在一起，形成交错重叠、耦合互动的复杂状态，这就要求文学研究突破单一的学科意识闽限。因而，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现代性视域的敞开。突破了文学研究的狭隘界限，使现代文学研究得以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展开。 　　一、民族国家与国族文学 　　长期以来，由于诸多政治历史原因，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学现代性反思，一直停留在比较浅表的层面上难以深入。在此，我们提出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学这一历史概念，以有别于文学史上通常使用的国统区文学概念。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指国民党从1927年到1949年在中国大陆执政统治这一历史时段。虽然，国民党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实现全国的统一治理，但其辖制范围包括中国大部分地区，执政时间为二十二年，按历史学惯例，将其称之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往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重点关注国统区文学，以表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不完整性，国统区文学概念由此形成。显然，较之于国统区文学，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学的概念内涵更为宽泛。从现代性视域看，实施现代性建制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应该成为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历史时段。如果说，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考察是一种症候式的诊断，即现代性诊断，那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代性考察，就具有症候问诊的历史阐释效果。 　　在此，我们以民族国家建立和现代战争爆发这两个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标志事件为历史语境，勘察诊断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境况及其症候表征，并以此为基点反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名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虽然。国民党政党治国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始终存在，并导致其没能在严整意义上实现统一的国家治理，但从现代性视域看，民族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确立起现代性的政体建制，同时也标志着文化生产被纳入到现代国家体制之中，成为现代性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为现代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全面抗战爆发以一种极端的形态标志着中国进入战争现代性轨道。现代战争是现代性危机的极端表现形式，这种极端形式将高度统治的现代性文化体制推向极端，同时也将文学现代性的体制化功能发挥到极致，文学艺术生产由此被纳入到现代国家体制和现代世界战事的事态之中。仅从这两个现代性事态来看，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代性建构具有初创性和极端性这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现代性题阈繁复纷纭，观点各有不同，但从社会制度组织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分析是现代性研究的基础。民族国家无疑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民族获得财富、权利和国家认同的最重要社会单位。现代性与民族主义携手共近，现代性、民旗陛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某些发达国家，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从意识形态整合上看，民族意识显然是最具聚合力、号召力的理念。进入现代历史以来，民族意识成为最具认同聚合力的文化想象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形成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现代国家整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国家要进行高度组织化的权利整合运作，就必须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性是在列强坚船利舰的炮火中从外部强行殖入的，因此，民族危亡像一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必须面对的切身性难题。李泽厚曾将此现代性难题概括为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战争使救亡压倒了启蒙。如果将此一问题落实到现代国家政体的语境中。救亡与启蒙的难题可具体化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问题，即现代性的国家形式究竟选择民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如此说来。救亡（民族）压倒启蒙（民主）并非战时状态的不得已选择，而是高度组织化现代性社会建制的必然选择，正如战争并非现代性的偶然结果，而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一样。为此，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层地理解民族国家集权统一与高度组织化的现代性之间所构成的隐秘共谋关系；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战时状态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里为什么没有得到减弱，反而被不断地过度叙述，固化或永恒化、神圣化为一种超强的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