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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尺度效应的城市化水平指标修正 第31卷 第4期 2011年7月 热 带 地 理 Vol.31，No.4 July，2011 TROPICAL GEOGRAPHY 王丰龙，刘云刚*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摘 要：城市化率在表征城市化水平时受到历时性因素和空间性差异的局限和扭曲；前者表现在城市化率难以衡量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的差异和国内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政策对城市化率的系统性冲击，后者主要表现在地域分异下的个体效应和规模影响下的尺度效应。针对尺度效应，本文运用反演方法和地图方法，论证了城市化率在表征城市化水平时所受到尺度的两种影响；进而从规模修正和首位度修正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新的城市化指数PNUP。实证结果表明，该指数对于表达实际城市化水平及其空间差异的效果较好，能够解释和部分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理论争论，具有很好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城市化率；个体效应；尺度效应；修正；城市化指数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21（2011）04-0403-06 近30年来，城市化始终是中国地理学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对城市化水平的衡量及其表征指标的考察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对城市化水平表征指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①统计指标的修正。马润潮最早对1982年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中国城市化水平统计指标的界定与美国存在差异，且由于特殊 [1] 的城市化政策而有被低估的倾向；随后，胡序威结合实际调研数据进一步分析论证了统计口径对城 [2] 市化水平表征的误差；周一星在这方面做了一系 [3-6] 列的深入研究，并从城市地域的界定和城市人口 [7-9] 指标的选取两方面对此进行了修正；此后，周一星、沈建法、陈金永等进一步结合新的统计数据对 [10-13] 。这方面的城市化指标表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研究是对城市化表征指标进行更深入探讨的基础，也是国外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的主要切入点，大有“不了解人口统计‘技术’，就没有解释城市化的 [14] 话语权”之势。②综合性指标设计。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和主成分等分析方法的成熟，这一类型的研究逐渐成为目前研究的主体；其思路是运用联合国法、信息熵、主成分分析和AHP等方法构建权重 [15-27] ，进而“综合”运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城矩阵 市化的整体“质量”，并定义为“城市度”和“城市 [25-27] ；也有学者基化质量”或“综合城市化水平” 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构建指数衡量城市化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1-02-22；修订日期：2011-05-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9Q-01） 作者简介：王丰龙（1988―），男，内蒙古赤峰市人，硕士，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学和计量地理学研究，（E-mail）wfldragon@。 * 通讯作者，博士，副教授，（E-mail）liuyung@。 。 后一类不断增长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率指标的范畴和内涵相差甚远。笔者认为，前者是某区域实际的城市化发展情况的总和，属本体层面；后者则是对城市化水平的表达的一种（还包括综合城市化水平等表征指标）。虽然在对城市化率演变规律的探讨中把城市化水平等同于人口城市化 [30-31] ，但一旦涉及对城市化水平表征指率影响不大 标本身的考察，就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率在表征城市化水平时存在偏差和局限。正如陈彦光指出，由于城市和城市体系的无标度性，城市的边界和数量都难以准确划定，因此客观地确定一个国家（如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不可能的，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借助Beckmann模 [32-33] ；吴缚龙也认为，中国的型等分形几何学理论 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非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占据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主导地位和乡村性向城市性转化的社会变革过程，单纯运用 [14] 城市化率指标会忽略掉城市化的很多其它方面， [29] 如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社会驱动机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第二类研究不仅对城市化率指标本身的缺陷避而不谈，更在基础数据收集、因子和权重选取上存在诸多限制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