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特别程序案嫉宁思路.doc

建构公司法案件特别程序的初步思路 建构公司法案件特别程序的初步思路 公司法案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公司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划分的，比 如股东派生诉讼、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诉讼、撤销关联交易之诉以及股份收购和 股权转让纠纷等。由于公司的主体地位、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三者之间经常发 生重叠、交叉、制约和混同，当事人制度、诉讼标的、既判力等均有独特性。 另一类是基于公司法律关系的商事自治性和快捷性划分的。一方面，关于商事 主体的资格限制和公示制度保障了商事主体的自治和自我责任能力，减少了司 法职权干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商事流转的快捷性强化了便捷程序的现实必 要性，而表面证据的易获得性和可信性为诉讼中适用程序审查制提供了可能性， 故受理条件、管辖权划分、证明责任分配、程序设置和程序失权制度等，都应 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 建构一套我国公司法案件特别程序，首先依赖于几个基础性制度和理念要 实现“由合到分”的转型。实体法要实现由民商合一到民商分立的转型，以商 法通则建构符合商事规律的制度体系；程序法要实现由诸类一体到程序分类的 转型，建立区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民事诉讼与商事诉讼及家事诉讼、普通 程序与简易程序及略式程序、终局程序与临时程序及中间裁判程序的完整体系； 审级制度要实现职能混沌到职能分层的转型，将商事案件与家事案件、初审案 件与上诉案件的审判职能分别由不同级别的法院承担；司法行政方面要实现由 民商法庭合体到专门法庭单立的转型，将公司法专门法庭与海事法庭、知识产 权法庭等特殊民商事法庭一样从普通民事法庭中分离出来。本文将以此为前提 提出我国公司法诉讼的框架性设计。 一、我国公司法案件的可诉性、可受理性与可司法性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四个起诉条件审查的标准和程序 是不同的：对于当事人资格，对原告实行实质审查，对被告实行形式审查—— 实质审査则留给了审判程序；对于法院资格，即主管和管辖，均实行实质审查 制，但管辖权审查有听证程序和救济途径，当事人有部分参与权，主管则完全 以书而形式实行职权审查。这样，公司法案件的“可诉性”概念便常常在“可 受理性”与“可司法性”之间游走，其审查标准和程序则在实质审查与形式审 查、立案审查与审判审查之间徘徊。鉴于这些概念的舶来性质和公司法制度的 移植痕迹，从概念上正本清源当为第一要务。 在大陆法国家，“起诉要件”与“审判要件”（又译为“诉讼要件”或 “实体判决要件”）审査的条件和程序均不相同。以德国为例，起诉要件实行 形式审査制，比如诉讼文书是否载明了当事人的状况等能够保证法院送达和期 日指定有效的信息，以及原告的具体请求（其所主张的权利）和对相应事实理 由的说明。审判要件实行实质审查，包括涉及法院的要件、涉及当事人的要件 和涉及诉讼标的的审判要件三个方面，可诉性是诉讼标的要件的一部分。由于 对权利“可诉性”的法定限制十分罕见，因此可诉性要件常常被忽略不计；涉 及诉讼标的的其他要件，包括依法起诉（主要审查起诉要件的缺陷是否已补 正），不曾系属（禁止一案多诉），不曾既判（一事不再理），有权利保护需 求或诉的利益。审判要件审查所要决定的是本案是否应当由司法作出实质性裁 判，因而双方当事人要就此进行辩论。 在美国，立案实行登记制即形式审查制；可司法性审查程序与大陆法国家 的审判要件审查相似，即由审判法官（而非立案处/书记官处）对提交法院的案 件能否获得实质性裁判进行考量和决定。在可司法性要件中，关于诉讼标的要 件的判例法规则有：有利益对立的双方当事人，源于法律事实的可被承认的合 法利益所产生的争议，且争议能够通过行使司法权而获得救济；请求司法裁判 的争议必须成熟，且穷尽法定前置程序；案件仍有实际意义，在性质上属于其 他机构决定故即使司法作出裁判也无法提供救济的事务为诉讼事由消失，不能 获得实质性司法裁判。 我国公司法案件的“可诉性”问题，实际上有两种不同含义，广义是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问题，狭义仅指其中的主管问题。为避免 歧义，建议采取大陆法系关于起诉条件和审判条件的区分。在我国普遍建立形 式审查立案制受到政治、文化因素等方面制约的情况下，公司法案件基于以下 理由，可考虑率先建立形式审查制。其一，公司法案件专业性强，且在当事人 资格、可司法性标准、管辖权等方面都有特殊性，需经双方抗辩和专业审判庭 审理后才能决定。其二，基于公司自治原理，公司法设定的大量权利均需要满 足首先穷尽内部救济的前置条件，是否满足须经对方答辩和双方辩论之后才能 确定。登记立案制有助于贯彻我国司法介入公司法案件“宽进严出”的基本思 路，即以宽松的起诉（可受理性）标准与严格的可司法性标准配套。案件经形 式审査即予受理，进入审理程序；在审理中严格把握可司法性的实质标准，遵 循公司自治和司法自治原则。比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