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匡辩护词的.doc

吴匡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 辩 护 词 （二审阶段） 中国﹒上海﹒博和 2013.07 吴匡涉嫌非法走私毒品罪一案辩护词（二审）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吴匡的委托，指派林东品律师、王思维律师担任其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二审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阅看了本案卷宗，研究了相关法律，会见了吴匡本人并听取其意见，又依法参加了本案的庭审。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恳请法庭考虑并采纳。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刑初字第245号判决书认定，吴匡指示陈诺文找人到巴西带毒，并实施了安排行程，提供机票、行李箱，支付好处费等行为。一审认为，吴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虽具有坦白情节，但尚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认为，原审上述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应予纠正。在事实认定层面，吴匡作为本案共同犯罪中的“中介联络人”，其作用不仅小于本案真正的首要分子阿飞，也小于已决同案犯陈诺文，对不同角色的行为人的量刑应当有所区别；在法律适用层面，一审判决未考虑吴匡所具有的多项法定、酌定情节，也未考虑同案犯之间的量刑平衡，原审以上错误请二审法庭予以纠正。 一、吴匡在本案中的作用不仅小于“阿飞”，也小于陈诺文 一审认定吴匡在共同犯罪中指使陈诺文找人带毒，安排行程，提供行李箱、手机，收取毒品，支付好处费等，进而认定吴匡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辩护人认为，上述认定显然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本案是一起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对本案中各行为人角色的判断，不能仅仅局限于已到案的行为人，而应当综观全体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判断。在全案层面上，吴匡的作用不仅小于“阿飞”，也小于陈诺文。 （一）本案中陈诺文系主动实施犯罪，吴匡不存在指使行为 首先，陈诺文加入本案并非基于吴匡的指使，而是陈诺文为了追求非法利益，主动找到吴匡，要求增加好处费并承诺可以找人带毒。事实情况是，陈诺文在实施了一次带毒行为后，主动找到吴匡，说明如果能够提高两万元好处费（即15万元），可以找到很多人帮助带毒。吴匡在其2012年9月11日的笔录中供述到：“我和陈诺文碰到时，他和我说以后要找人带可卡因就直接找他，不用通过老范了。我和陈诺文也挺熟的，我就答应了。”陈诺文在其2012年3月14日的笔录中同样供述到：“我那次从巴西回来后，就一直想找人帮宝哥去带毒品，但因为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没找到。后来我就把带毒的事情和tony说了，让他帮我找带毒的人，并且说好每次给8万元港币”。二人上述供述共同证明，本案至少在原审认定一节，陈诺文实施的找人带毒的行为，并非因吴匡指使，而是主动要求实施。 辩护人要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在本案原审认定的该节事实中，找人携带毒品的犯意系由陈诺文提起。根据吴匡当庭的供述，本节事实中，系陈诺文首先找到吴匡，告诉吴匡已经找到人去带毒，并要求吴匡联系“阿飞”安排去巴西。辩护人认为，上述事实，显出陈诺文参与犯罪的积极态度，也表明其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并非被动的按照吴匡的指使而实施。 （二）吴匡未实施“安排行程”的行为。 辩护人注意到，吴匡在本案中确实实施了购买机票的行为，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安排行程”，辩护人对这一认定不能认同。所谓安排，在汉语中包含着“决定”的意味，安排行程，至少对行程的时间、路线、人员等有一定的决定权。而本案中，吴款按照阿飞要求的路线和时间购买机票，按照陈诺文的要求决定乘机人，其对整个行程的任何环节均无权决定，该行为仅仅是基于他人要求而进行简单操作，与原审认定的“安排行程”具有本质的不同。 （三）吴匡对相关物品仅仅起到传递作用，并非相关工具的提供者，毒品的所有者或费用的支付者。 诚然，吴匡在本案中实施了提供行李箱、手机，收取毒品，支付好处费等行为，但相关证据证明，涉案行李箱、手机等均是“阿飞”提供，由吴匡转交给陈诺文；相关费用也是由“阿飞”支付，由吴匡转付陈诺文。吴匡仅仅是上述物品和用费的转递人，并非真正的提供者或支付者。更需强调的是，吴匡与本案的涉案毒品没有任何关系，对毒品的来源、价格、去向等均毫不知情，而仅仅是在陈诺文将毒品带回深圳后短暂看管，原地等候“阿飞”派人来拿，该过程甚至连毒品的“经手人”都难以认定。 与之相比，原审判决将上述事实表述为：指使陈诺文带毒，安排行程，提供机票、行李箱及钱款等，涉案毒品由陈诺文交给吴匡后，吴匡支付给陈诺文好处费。该事实描述省略了上述过程的前因后果，掩盖了吴匡该过程中的介绍联络作用，使人误解为是吴匡一手策划和安排了走私毒品的全过程。显然，该认定与本案的客观事实并不相符。 （四）吴匡作为中介联络人，在本案中不应认定为主要作用 辩护人认为，即便不区分主从犯，吴匡在本案中的作用不仅小于“阿飞”，而且也小于“陈诺文”，对其量刑应当与上述二人有所区分。 首先，与“阿飞”相比，吴匡的作用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