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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推定原则探讨 【内容提要】 从13世纪以来，历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三个社会形态，从欧美国家向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再向亚、非、拉等国家传递，无论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无数实践证明，无罪推定原则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魅力好强大的生命力，对保护公民基本人权、构建公平合理的司法体制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罪推定是国际刑事司法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现代刑事司法的基石，也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的标志性要求之一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近年来，有一些学者提出，我国无罪推定思想起源于上古时期，台湾学者李学灯甚至提出，西方国家的无罪推定思想实际上是受中国古代“疑罪从无”的影响发展起来的。 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最早的无罪推定思想应该是出现在太平天国时期，在这一时期，起义军领袖规定了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应遵循“没有最明白、最确定的罪证，就不能判决或处罚任何一个人”的原则② 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另外一点，在20世纪以前漫长的奴隶制、封建制时期，有罪推定的立法和实践才是真正的源远流长，大量存在。在唐朝的《断狱律》中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严犹未能决，事须询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意思也就是明令刑讯为取得口供的合法手段。到了明朝，更是建立了极端专制的司法制度，刑讯手段达到了极端野蛮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断狱审讯更多的是刑讯逼供。审判重口供，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当事人的陈述是定罪量刑的有力证据，而口供的来源，除了少数当事人自愿招认，更多的是刑讯逼迫当事人招认，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象窦娥、小白菜这样屈打成招的案例可以说数不胜数。 因此，并不能因为在中国上古时期有“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思想，而忽略中国历史上大量刑讯逼供的事实，即使在中国古代有无罪推定思想火花的闪光，但是，不能就此说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存在无罪推定的立法与实践。 （二）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也做了一些带有民主性质的资产阶级法制的创立，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没有采纳无罪推定原则，但已经废除了封建法制的刑讯逼供，其中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不仅如此，临时政府的首任司法总长伍庭芳在当时著名的姚荣泽案中，首次明确坚持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近代民主法制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又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实行公开审理制度、辩护制度、陪审团制度等，但由于大量特务机构实行秘密逮捕、暗杀，无罪推定的思想自然无法为大众所认识和了解，当然更谈不上立法与实践了。 尽管后来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将这些带有民主性质的立法破坏殆尽，但是这些法律的制定与颁布对于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无罪推定的理论争论、立法与实践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颁布的诸多法律性文件中，有关无罪推定的一些精神已经开始萌动，比如，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第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在审判方法上，必须坚决废除肉刑，而采用收集确实证据及各种有效方法。”194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明确提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新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中国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好和制度，如人们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合议制度等等。在此期间，受前苏联法律中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积极倡导无罪推定原则，如1957年华东政法学院教师黄道发表了《略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该论文强调司法机关在搜集证据是要注意树立无罪推定的思想，并提出在刑事诉讼中应掌握三条规则：第一，不能一被告人对侦查人员好审判人员的态度不好，就对他作有罪的结论；第二，不能以被告人的沉默作为他有罪的根据，同时也无权强迫被告人陈述；第三，不能以被告人的虚伪陈述，作为他有罪的根据。 但是，“反右”开始后，无罪推定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遭到否定，进入“文革”后，整个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破坏，“有罪推定”泛滥成灾，无罪推定也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文革”结束后，法学界重新提出了“无罪推定”，而且在1979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也吸收了无罪推定的某些思想，比如该法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