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53232843的.doc

案件一： 案情如下： 2004年，原告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与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及第三人北京东方跃龙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几次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金飞中心委托华长安支行向跃龙集团发放贷款5000万元。 此后，金飞中心与跃龙集团、第二第三人东方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先后签订还款协议、还款与资产保全协议书，由跃龙地产将其持有的案外人北京金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0%、案外人北京天亚物业开发有限公司75%的股权，质押给金飞中心为跃龙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同时采用股权过户的方式进行质押登记，而金飞中心又指定了本案的第三第三人海南融创投资有限公司登记为金脉公司和天亚公司的股东。 后跃龙集团不能按时还本付息，金飞中心便将华夏长安支行作为被告告上法庭。 26日上午，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贷款纠纷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因案情复杂，需要质证的证据较多，金飞中心举证刚刚结束，审判长就宣布休庭，下次开庭时间将另行通知。而由于涉及到债转股、质权的行使等问题，这个案子的确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与探索性。 债转股后法律关系被取代？ 法庭上，“原告、被告”、“答辩人、被答辩人”、“委托人、受托人”，“第一第三人”、“第二第三人”、“第三第三人”、“案外人”等词不绝于耳，旁听人员一不留神，就会不知庭上所云何物。 在金飞中心4项诉讼请求中，最直接对应被告华夏长安支行的就是第一条——请求判令华夏长安支行协助金飞中心收回对第三人跃龙集团的贷款本息。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金飞中心代理人在举证环节拿出三方签订的两份委托贷款合同，其中都规定，华夏长安支行应协助金飞中心收回贷款本息。 尽管认可这一证据，但华夏长安支行代理人反复强调，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已被后来两份还款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所取代。 他指出，华夏长安支行不是两份还款协议的当事人。金飞中心与几位第三人之间形成新的委托关系，已经取代了华夏支行与其签订合同所形成的委托关系。而且，金飞中心已经超过对华夏长安支行的诉讼时效。 股权合同能否取代债权合同？ 金飞中心的另两条诉讼请求则对应着第一、第二第三人，分别是：请求法院判令第三人跃龙集团直接偿还贷款本金5000万元，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判令本公司对跃龙地产持有的金脉公司60%的股权和天亚公司75%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庭上，第三第三人海南融创对金飞中心的诉讼请求表示“全面认可”。而跃龙集团和跃龙地产的立场则与华夏长安支行一致，都要求法院驳回金飞中心全部诉讼请求。 跃龙集团、跃龙地产的代理人都提出，后来的两份还款协议书实际上就取代了两份委托贷款合同。在两份还款协议之后，跃龙地产与海南融创曾共同签订转让协议，将450万美元和项目补偿款1.99亿元人民币，经由双方签订权益转让形式合同，实现债权转股权。此间，金飞中心实现了债权的保值增值，其委托项下的全部权利实现，故应当驳回金飞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此基础上，跃龙地产代理人指出，自己在还款协议中是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不是担保人，要求法院判令由金飞中心返回其金脉公司60%的股权。 而正因为这，法庭上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审判长认为跃龙地产是在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其代理人当庭明确是否同意缴纳案件受理费。跃龙地产代理人则答称，自己是在履行抗辩权，而不是提出诉讼请求，不缴纳诉讼费。 与两位第三人代理人对后来两份还款协议的理解不同，金飞中心代理人认为，这两份协议没有取代前面的贷款合同，相反是认可了之前的委托贷款合同。 程先生说，侄女捡到了一张邮政储蓄卡，结果，他误认为该卡是自己的，并于去年6月，两次在邮政银行存入现金共计7600元。程先生认为，邮政银行没有仔细核对相应信息，没有尽到审查告知义务，造成自己经济损失，应该退还这笔存款。 邮政银行否认有过错。银行代理人说，两笔存款均为现金存款，此类交易只需存款人提供银行卡即可，所以程先生拿着卡办业务，银行工作人员按其指示操作并无不当。 原告：王安海。 　　被告：某县邮政局。 原告于1994年5月20日在被告下属的金坪邮政所储蓄专柜，办理了活期储蓄存款手续。在开户凭单中记载的支取方式为凭身份证支取。由于双方业务往来熟悉后，从2002年开始，原告直接凭存折也可取到款。2003年8月28日，原告家被盗，窃贼将原告的这张活期存折窃走，当即在该储蓄专柜上凭存折填写了取款凭单，专柜工作人员发现取款人非原告，便要求取款人填写自己的名字，故在取款人栏中出现了窃贼填写的原告及“刘小冬”二个名字后，将存折中余额2000元现金支取给了窃贼。案发后，至今公安机关未将此案破获。 原告便以被告支付存款有过错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存款2000元；被告则以存款被冒领是在挂失前发生的，按照《储蓄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不负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