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与周扬的恩怨及超越.docVIP

　　刘绍棠与周扬的恩怨及超越 结怨李卓吾 　　刘绍棠与周扬的结怨，看似意外，其实也颇为正常。 　　1954年，刘绍棠虽还只有18岁，但已在《 中国 青年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1952年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臧克家主持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时任人民 教育 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 推重，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3年17岁时入了党，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此时的刘绍棠，完全用得上“春风得意”这个词。 　　但就在这一年，刘绍棠与周扬遇上了。周扬当时担任着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是代表中央主管文艺的重要领导人。此时的周扬，据很多人回忆：位高权重，在文艺界十分令人生畏。 　　刘绍棠当时主要受团中央培养。团中央是做青年工作的，对青年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较为熟悉，所以也相对宽容。在这种环境中，按刘绍棠后来的话：“我在团中央，一向童言无忌。”因此，到了文艺界，也就不知忌口。当时文艺界会议颇多，刘绍棠头角初露，很受人们瞩目，许多会议都邀请他参加，参加必发言。这些发言，常常仍“童言无忌”。所以当时就给周扬留下不良印象：“不知天高地厚。” 　　在1954年的一次座谈会前，周扬见到刘绍棠，便招手让他过去。在交谈中，周扬问刘绍棠是哪里人。刘绍棠回答：通县。周扬一听，便问：读过李卓吾的著作没有？ 　　李卓吾是明代末期的大学者，他的著作在后世极有 影响 。由于他晚年流寓通州，在此遭谗被捕，并在狱中自杀。他的遗体，就葬在通州的北关外。刘绍棠当然听说过这位大学者的事迹。但是，当时他年仅18岁，要让他去啃李卓吾的著作，显然不大现实。刘绍棠当时大约也不在乎，便据实告诉周扬：没读过。 　　“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呢？”周扬一下子变了脸，厉声严词地训斥了起来。 　　当时的情形，用刘绍棠后来的话形容：“周扬是周瑜的后代，也是美男子。发起脾气，亦如其先祖玉面生威，盛气凌人。” 　　今天看来，周扬的“陡然变脸”，应该在表达一些积久对刘绍棠“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满。因为这脾气发得有些太快，也太大，并且没有多少道理。 　　刘绍棠当时仅18岁，加之颇有创作成绩，心情当然有些对抗。这之后，在多个场合，有机会他便顶撞周扬。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上，刘绍棠还在发言中，就文艺界 问题 闹了一阵，矛头直指周扬。弄得一位大会负责人告状到团中央。团中央一位书记要处理刘绍棠，多亏胡耀邦同志保护，他才没有受处分。但胡耀邦也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这些因素，加之地位、年龄、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便造成了刘绍棠与周扬间较深的积怨。 “大辩论”后大风波 　　1957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大鸣大放”空气的鼓励下，刘绍棠结合多年创作实践和自己的 研究 ，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值得重视的见解。 　　1957年4月号《北京文艺》上，刘绍棠发表了《现实主义在 社会 主义 时代 的 发展 》一文。此文中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事业不受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它是应该而且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的。” 　　那么，在刘绍棠的眼里，文艺中的教条主义 理论 是咋回事呢：“只单方面强调作品的 政治 性，而抹杀作品的 艺术 功能；漠视复杂多彩的生活真实，闭着眼睛质问作家‘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这种教条主义的戒律，迫使作家不去忠实于生活的真实，而去忠实于要求生活和要求人物的概念；迫使作家忘却艺术的特性，而去完成像其他社会 科学 那样的教育任务。” 　　刘绍棠的艺术见解，对当时的情形，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批评。几十年后返回头看，这些见解仍可发人深省。 　　不仅中国，刘绍棠还结合当时文学上最推崇的苏联作品来谈，认为它们“后来，当只许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服务于抽象的政治宣传目的……于是文学作品开始粉饰太平了，无冲突论风行了，后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前二十年逊色得多了”。 　　对于这样的话，周扬的反应可想而知。前段时间出版的《王蒙自传》里，记述有一段他与周扬的谈话，其中就牵涉到刘绍棠的这些观点。当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可是1957年2月，李希凡突然在《文汇报》发表长文，批判这篇作品。王蒙当时年轻，也气盛。他便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周扬在接见王蒙时，曾皱着眉头对王蒙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的，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王蒙在文章里说：“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