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到中唐诗词观的朦胧分化.docVIP

　　初唐到中唐诗词观的朦胧分化 初唐到中唐诗词观的朦胧分化 .Ldash;宴间唱和之诗，足见当时人们还仍然没有形成词体的意识。 　　 刘禹锡和白居易是这一时期词作数量较多的文人，刘禹锡共有10个词调，白居易共有13个词调。刘禹锡还有自度曲《潇湘神》，白居易有自度曲《花非花》。他们相互唱和，白居易作3首《忆江南》，刘禹锡就写2首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刘禹锡《忆江南》自注）他们的词作最突出的特征是以诗为词。 　　 首先在句式上，齐言体仍占多数。据《全唐五代词》统计，白居易现存词作28首，齐言体20首；刘禹锡现存词作39首，齐言体35首。如刘禹锡的《潇湘神》： 　　 湘水流，湘水流。九凝云雾至今秋。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愁。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白居易的《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三首词都是三三七七七的句式，仍是以七言为主的句式。 　　 王灼《碧鸡漫志》云：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8][P77]现代学者指出：文人词的发展基础首先便建立于绝句这种四行诗的写法上。温氏之前的文人所宗尚的词牌，一点都不出七言绝句这种形式，例如《杨柳枝》、《竹枝》、《浪淘沙》、《清平调》或是《采莲曲》。[9][P36、38]刘禹锡、白居易二人的《浪淘沙》与后来李煜的《浪淘沙》调句式也不相同：一为齐言句式，一为长短句式。刘、白二人写作齐言体的习惯，正与李后主时代长短句已成熟的词体意识形成鲜明的对比。 　　 语言风格方面，中唐文人词还是强烈地体现出诗的语言风格，即使是刘禹锡、白居易依曲拍为句的《忆江南》，也仍然是诗化的语言，与后来五代花间词所确立的词体语言，判然有别。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就曾从语言风格上指出唐人词与其诗的密切相关性：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也。刘梦得《忆江南》云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10][P4423] 　　 在形象、题材、意蕴方面，词也还没有形成有别于诗的特质。张志和《渔歌子》中的渔翁形象、白居易《江南好》中的江南风景等都与诗歌传统没有区别，而且此时期的曲子词，笔涉艳情者很少。 　　 但也有少数词在体式和曲调上有新的突破，如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其三五七七五的体式已经与诗的齐言句式相区别。后来刘禹锡依白居易《忆江南》曲拍而作的《春词》也打破了诗体的限制，被称为依声填词的开端之作。韦应物的《调笑令》、戴叔伦的《转应词》等亦复如是。 　　 但这种创作上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文人在理论上的关注。从编集情况来看，此期文人词没有专集出现，都附于诗集中。郑文焯《温飞卿词集考》云：唐人以长短句原于乐府，类皆附诗集以传，故谓之诗 馀，初未闻别为一集而名之也。[11][P15]如刘禹锡自编文集将《杨柳枝词》《竹枝词》《浪淘沙词》《潇湘神词》《抛球乐词》等统统编入乐府目下，而白居易则将《长相思》《花非花》编入歌行曲引杂言目下，又将《杨柳枝》《竹枝》《忆江南词》编入律诗目下。 　　 一般而言，批评总是后于创作，直到创作形成一定风气后，批评观念才逐渐清晰，词的情况也是这样。时至中唐，词的创作渐多，但文人观念中诗词还混然不分，还没有出现一篇论词专文，时人仍将词视为歌辞的一种。李德裕获张志和《渔父歌》真迹，为其题跋，感叹张志和隐而名彰，显而无事，但对其五首《渔父歌》本身却未加片言只语的评论，可见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新体式看待。 　　 我们再看元稹《乐府古题序》对乐府名目的分判：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辞、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