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docVIP

　　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 　素有“修史”传统的 中国 人比谁都明白： 历史 书写的线性特点和宏伟节奏恰恰来自于它对史实的以偏概全和挂一漏万。尽管没有人会把历史学当作叙事学的一个分支，但在具体的书写中，历史话语只能遵循特定的叙事线路去追溯历史，却是毫无疑问的；正因如此，历史的“选择”、“省略”和“遗忘”，就远比一篇小说更泛滥，也更无情。所以，关注那些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遗忘”的人，也就是在关注我们自身。 　　我是为着一个所谓“课题”才去和一些死人打交道的。在那些积满灰尘、纸张炭化焦黄的线装书上留下第一枚指纹的经验是让人绝望的。绝望之后继以艳羡，艳羡这些逼仄于历史旮旯里的人，终于等来好事者如我的一两次光顾。易宗夔，这个似乎不值得言说的人，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视野。我们知道，清末民初这个去今未远的历史时段，涌现了许多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尽管主流的话语早已对这一段历史盖棺论定，但历史本身仍然是错综纷纭的，在它被历时性地梳理和叙述时，共时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正在受到拘囿和限制。就文学史来说，当我们的目光“被迫”聚焦于“新文化运动”这个大变局、大趋势时，不是正有另一些同样“介入”历史并形成“合力”的人和事，逸出我们的视野之外了吗？易宗夔，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从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了个人的渺小、功业的虚无和历史的荒诞。关于易宗夔的“本事”，比较易见的材料有两条。一是下面这则见于《湘潭县志》卷三十五“人物”卷的“小传”（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第八三六页）： 　　易宗夔（1874-1925），原名鼐，戊戌变法失败后改名宗夔，字蔚儒，一作味腴。城塘冲人。县学生员，与朱德裳同为著名维新派人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湘报》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伸民权。他认为，中国的祸患在于“君权太重，民权不伸”，所以宜仿英、德君民共主之法，“利之所在，听民自主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文章发表后，震动一时，成为中国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第一人。湖广总督张之洞斥之为“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十分悖谬”，被人骂为“杂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选送日本 学习 法政。归国后，正值清廷下令开办学堂，湘潭改宾兴堂为学务办公所，他与黎承福等任董事，倡办新学，并与胡元倓等创湘潭中学堂，先后在明德学堂、湖南高等学堂、清华高等学堂执教。著有《新世说》及《湖海楼诗文集》。 　　易宗夔一生行状据此可以一窥大概。可惜的是，《湘潭县志》只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了作为文化人和实业家的易宗夔，活动地点也仅局限于他的老家湘潭，这实在不能算是易宗夔的全貌。再看《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四八五页）的一条记载： 　　易宗夔（1874-），字蔚儒，湖南湘潭人。早年与谭嗣同等创立南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任《湘学报》史学编辑。1904年赴日本留学，未几返国。1909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法典编纂会纂修。民国成立后，任中国国民党政事部干事。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国会解散（1914）后，携眷回湘，经营实业。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3月，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局长。1924年5月免职。 　　读这两则“互文见义”、“阴差阳错”的材料实在是饶有趣味。历史书写的“遗忘”定律在此得到生动的注解。易宗夔，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那个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司法界精英的人物，在《湘潭县志》里却被描述为一个乡绅般的实业家，只有办报兴学的份儿，而他数任京官、风云一时、长达十余年的一波三折的仕途履历，竟被一笔勾销！大约，在他的乡党眼里，几度出任“伪职”乃是一段不甚光彩的经历，还是不说为妙；或者，这正是一种特殊的“爱护”，亦未可知。于是，历史旮旯里的易宗夔不仅无人喝彩，而且，甚至于无人理睬了。 　　好在，命运对人也并不尽是苛刻，易氏作国家司法大员没有赢得的尊严和荣名，在他忙中偷闲编撰的一部记人写事的小书里赚回了不少。《新世说》成书之后，曾得北大校长蔡元培作跋语，给予很高的评价；后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也在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中说：“至于《世说》一书，仿者尤众，……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也。”闲闲一笔，遂使其人其书青史留名。 　　我不打算介绍这部值得介绍的书。但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新世说》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体例和编写原则无不一仍刘义庆《世说新语》之旧；尽管在这本书诞生的年代，它那古典趣味的上空很容易就显出一层氤氲的黄昏暮色，但凭心而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那份真诚，还是十分让人感动。 问题 是，为什么曾经宣扬过“民主”、学习过“法政”、又兴办过“新学”的易宗夔，竟会写出这么一部充斥之乎者也的“旧派小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把话题稍稍扯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