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docVIP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摘　要]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 中国 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 理论 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 问题 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 艺术 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关键词]瞿秋白；鲁迅；翻译论争；翻译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翻译界格外“热闹”的时期。鲁迅曾说， 1933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完全可以用来概括这一阶段的状况。当时围绕着“硬译”、“重译”、“复译”等而展开的大大小小的多次论争，虽免不了极而言之的笔墨交锋，但更为可贵的是它在翻译界引起了多方面的积极而认真的理论探讨，并产生了一系列以“论翻译”为题的理论文章，如胡适的《论翻译——寄梁实秋》、陈西滢的《论翻译》、赵景深的《论翻译》、国熙的《论翻译》、张伯燕的《论翻译》、瞿秋白的《论翻译》和《再论翻译——答鲁迅》、鲁迅的《论翻译——答J. K. 论翻译》、曾觉之的《论翻译》、梁实秋的《论翻译的一封信——致公超》、林语堂的《论翻译》、叶公超的《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张梦麟的《翻译论》、李子温的《论翻译》等等，仅从冠以“论”的题目即可见其谈翻译问题的理论姿态。其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左翼阵营里鲁迅和瞿秋白对翻译原则的讨论。 一 瞿秋白以《论翻译》为题连载于1931年12月11日、25日《十字街头》第1、2期给鲁迅的长信，与1932年7月10日刊登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的“答鲁迅”《再论翻译》，集中阐明了他的翻译观。瞿秋白认为：“翻译的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从‘五四’到现在，这个问题屡次提出来，屡次争论，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原则上的解决。”[ 1 ]他的论翻译就是企图确立一种公认的翻译原则。 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也看出赵景深之流的矛头“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批判了赵景深之流“宁可‘错’一点儿的‘顺’”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甚至上纲上线把它说成是“愚民政策”，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2 ] ，但实际上，他的主张也并不完全与鲁迅相一致。作为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理论建设的倡导者，瞿秋白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与鲁迅不尽相同的观点和意见。如果说，梁实秋、赵景深、杨晋豪等对于鲁迅“硬译”的批评中还包含着自由主义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拒绝和非难，那么，瞿秋白恰恰是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展开对话与商榷。 在上述两封信中，瞿秋白一再强调的是“绝对用白话做本位来正确的翻译一切东西”的原则。他提出的这个翻译原则包括两个要点：一是“绝对的正确”；二是“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正确”，即“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 1 ] ，就是要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也可以说是严复所说的翻译三原则之一的“信”。因此，他不同意鲁迅提出的“分别了种种的读者层，而有种种的翻译”的意见。他指出，要把翻译和自己的写作区别开来，写作当然要分别读者的程度，并且也不妨“利用外国材料”去“改译”。至于翻译，瞿秋白认为，“既然叫做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 1 ] 。瞿秋白提出的这一条翻译原则受到今天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将之称为“等效论”，被看作是翻译学重要的本体理论之一。金认为，这是“到那时候为止最全面的‘等效概念’”[ 3 ] ( P14) 。 所谓“绝对的白话”，瞿秋白所作的定义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就是“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他进一步阐述说： 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说的白话。……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 ，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 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 1 ] 。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瞿秋白所说的“白话”， 并不是五四文学意义上的白话。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自从遭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打击，从1931年转移到文化战线工作以后，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 政治 目的，而是把这一革命的重任又落实到了领导“文学的革命组织”——“左联”的活动之中。在翻译论争期间，他同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