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docVIP

　　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 中国 近代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曾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 研究 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 社会 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由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内部也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个中缘由相当复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在老北大文科中，章门弟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有朱希祖、钱玄同以及“三沈二马二周”。然而，其他几位章门弟子如黄侃、汪东、吴承仕等，却似乎与以上这些同门存在着明显的隔阂。黄侃离开北大，即是“为同门者所挤”[1](p27)；而当杨树达推荐吴承仕任教北大时，马幼渔也答复说：“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2](p26)双方矛盾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究其根源，这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造成。 首先，思想观点的分歧，这尤其以黄侃与钱玄同的截然异趣为代表。关于二人之间的矛盾，黎锦熙曾经 分析 说：“其远因实起于民七八年间的新文学运动”[3](p82)。具体说来，黄侃当时经常在北大课堂公开抨击钱玄同[4]。而作为回应，钱氏则批评黄侃的一首词“有点像‘遗老’的口吻”[5](p24)，结果引起黄氏大怒，“骂为看词都看不通”。时至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二人更在章氏面前大吵一架，黄侃首先指责钱玄同说：“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氏登时大怒，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帐！”于是双方大吵，以至于章氏不得不“疾出排解”，但是二人终于从此反目[3](p82)。由此可见，二人的矛盾实因思想歧异而起。与此相类似，周作人之所以不满黄侃，也与黄氏思想较倾向于守旧一派有关，他对黄侃所谓“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就极为反感，曾写道：“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6](p380)，言词中显然充满了嘲讽之意。 此外，钱玄同与吴承仕之间在晚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以致吴玉章在挽吴氏联中即曾说其“受同事排挤”[7](p1)。此事缘起于吴承仕向来在师大开设一门“三礼名物”，但到了1933年，作为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将之废除。究其缘由，据黎锦熙猜测，“先生实在是不慊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3](p77)；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因吴承仕此时已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故引起钱玄同的不满，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就指责吴氏“投机、腐化、恶化”[8](p5141)。而以上二说无论何种更确切，都说明他们二人之间矛盾主要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所导致。 其次，黄侃与同门之间的不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性情乖戾有关。章太炎便一再评价黄侃“性少绳检”[9](p473)，“行止不甚就绳墨”，颇“俶异”[10](p260)，并且指出：“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11](p351)，“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11](p335)。周作人也回顾：黄侃“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6](p546)，“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6](p405)。朱希祖同样也说：“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齬不能容。”[12]甚至连黄侃自己也承认“余性卞”[13](p56)。不难想见，以黄侃如此乖戾的性情，其他同门是不愿意与之来往的。马叙伦即回忆：“季刚为人在其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1](p27) 再次，黄侃、汪东、吴承仕虽然也是章太炎早年所收弟子，但他们与其他弟子并非同时师从章氏。其中吴承仕是在民初章氏被幽禁北京时，才有机会问学于他的，因此“其同门……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2](p26)；而黄侃、汪东尽管早在东京时期就师从章氏，然而更多的是私下问学，似未曾长期旁听章氏在大成中学与《民报》社的讲学，故而他们与其他同门之间的接触较少，交往较疏远，私交亦较浅。这可以从《钱玄同日记》中的有关记载看出来，钱氏喜好“雅谈”，常拜访“三沈二马二周”，却极少与黄侃、吴承仕等人交往。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侃、汪东、吴承仕三人均非浙籍人士，这在十分注重“省界”等地缘观念的近代知识界，便不免造成了他们与其他浙籍同门的隔阂。 历史 地看来，清末留日学生基本以“省”为单位，并由各省设立留日学生监督，留学生抵达日本后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也大多是各省的同乡组织。缘是，“省界”观念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