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构筑想象中的共同体.docVIP

　　试谈构筑想象中的共同体 　摘 要：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小说通过对解放前移民美国的四位母亲和她们成长于美国的四位女儿的性格的形象刻画，展现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代沟以及因中西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心理隔阂。华裔女儿们在年少时不惜采取“自我边缘化”的极端行为试图消除自己与中国母体文化之间的联系，成年后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偏离了自我身份，但她们在为人处世、徘徊取舍及文化寻根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自己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与文化，终于又重新构筑起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了文化身份的意识重建。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 文化认同 边缘化 想象中的共同体 　　 　　一、引言 　　The Joy Luck Club(中文译名《喜福会》)于一九八九年出版，是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她凭着这部英文小说而一举成名，成为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之中的新起之秀。《喜福会》再版过二十七次，并蝉联当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九个月，共销出二十七万五千余本精装本，被誉为当时出版界的神话；同时，该书还先后获得过“国家图书奖”、“一九九零年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及美国图书馆联合会颁发的“青年读者最佳图书奖”等多个奖项。尤其是在九四年被拍成同名电影后，更成为整个美国乃至西方家喻户晓的小说作品。 　　在当今倡导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大背景下，这部作品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雅俗共赏性，既可作为大众通俗文学中的业余消遣读物，又可作为学术界批评和讨论的文化研究对象。小说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谭恩美外婆和母亲的亲身经历成了她创作的重要背景。小说通过对解放前移民美国的四位母亲和她们成长于美国的四位女儿性格的形象刻画，从独特的视角出发，不仅展现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代沟，也展现了她们之间因中西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心理隔阂。作者在这些母女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与矛盾融合的过程中，尝试认识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从而寻求自我意识的新觉醒。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特殊的中西双重文化家庭背景，决定了其小说作品以中华文化作为创作源泉，这也正从另一方面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心理，因此不难想象这部作品为何能在读者中赢得如此广泛的反响与好评。 　　文化身份的认同对于中国大陆文学来说并不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是在海外华人华文文学中，却与个人及族裔的现实生活境遇和生存现状息息相关。众所周知，美国是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几乎对所有文化都兼收并蓄，“大熔炉”是美国文化引以为荣的显著特征。然而，暗含着种族同化理想的“大熔炉”既希望融合又似乎在潜意识中拒绝“熔化”有色人种，也因此使《喜福会》中的华裔女儿们的自我文化身份充满了矛盾色彩。她们自认为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是小说中“既非中也非美”的边缘身份，使她们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远离中国传统文化根源，又面临种族歧视，得不到主流文化的承认，成为没有归属的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重塑自我身份，在他者的时代书写自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二、文化身份的偏离：边缘化与自我边缘化 　　 　　华裔美国人离开祖国的缘由各不相同，早期大多数人为生计而不得不移民，近年来多因追求学业、事业及人生的更高发展而选择此路。他们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已经繁衍生息了近两个世纪。时间越久远，美国华裔族群受到主流社会文化同化的程度就越高，他们与美国白人社会存在的文化差异也在逐渐消失。在努力从边缘融入到主流的过程中，华裔美国人所保持的独特文化特征渐渐模糊，族裔身份也变得不确定。甚至西方大众文化中某些对华裔的偏见思维模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华裔本身的自我判断。依兰·金（Elaine H·KIM）在谈到亚裔文化在美国的地位时，指出“虽然我们不再处于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有关亚洲的笨拙的种族想象却继续盛行于西方，并且同时扩张到了亚裔美国人那里”[1]（P212）。由社会环境等外在客观原因引起的“边缘化”和来源于华裔自身价值判断不当引起的“自我边缘化”，共同构成了美国华裔移民后代在文化身份方面的偏离。 　　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一直难以摆脱其边缘化的位置，他们被宗主国主流社会文化排斥，不得不在社会中扮演“他者”的角色。兰西·哈特桑克（Nancy Hartsock）曾这样概括西方主流文化创造“他者”的特征，“他者”永远是一种社会价值的缺乏，是不透明的，不属于正常人类社会的一员，而属于另外一个低级混乱的世界。[2]（P213）因为自己班上的男同学们都说“做中国人最苦”，于是当薇弗莱问母亲什么是“中国式的折磨”时，她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这种有区别的特殊的“他者”身份，体现了华裔美国人因种族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