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docVIP

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 ——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 朱刚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对北宋士人关于颜子的论述加以考察，从中分析北宋后期士大夫心态的转变，即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外向淑世意识转为以内在精神天地为主要关怀对象。除了新旧党争的影响外，本文认为，这也是北宋儒学向“性命”方向深化的结果。至北宋末年，以苏辙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和以程颐为代表的理论思考，共同奠定了“独立个体内在超越”的士大夫人生观，促成了价值的内在化、个体化、地方化。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南宋文化的一个基点。 关键词 内在 颜子 性命之学 苏辙 虽然两宋时期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市民通俗主体的士大夫所创作的精英文学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所以对创作活动影响甚巨的士大夫之心态，成为待研究的课题。每一个个别的士大夫，其从事创作时的具体心态当然各不相同，但在一定的社会现状和思想潮流的作用下，自然也会在总体上呈现出某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后者才是本文的论述对象。 比如说，刘子健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认为北宋士大夫的特征是外向的，他们乐意从事制度上的改革，而南宋的士大夫却在本质上转向内敛，以个人的道德完善为首要的追求。从这个基本上正确的概括，他推导出中国文化史的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转向，发生在两成为他的一本著作的标题。英文的原著出版于70年代，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时，刘先生所针对，或者说想要纠正的 钓台和云台 王十朋《读岳阳楼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所倡导的忧患意识，确实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直接联系着那且也意味着对刚强人格的追求，欧阳修的下面这段话很有代表性 这可能是从《，但显然不只是一种义理上的发挥，而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与价值取向，从内容到表述方式，都反映出庆历气象。其出于个性温和的欧公笔下，尤能说明问题。 不过，刚强也不单单表现为一味地进取，所示，能果断地退的词语来形容。宋代的一般情况是七十致仕，而欧阳修才过六十就要求退休。范仲淹则对东汉的隐士严光大加赞美，他不但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之风，山高水长，还写了一首《钓台诗》，明确地用隐士和功臣作对比 诗中推崇严光的人格之高，超越了东汉的所有开国功臣，他们建功立业，画像于云台，却不如严光隐居于钓台。 对隐士的仰慕，经常是羞于表露功名心的士大夫瞒己不瞒人的掩饰，但范仲淹是公然声称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虽然他最后也没能当上宰相，但并不掩饰要当宰相的意志，因为这在他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事。《钓台诗》出于他的笔下，是引人深思的。仅仅将此论责任的做法。 仔细想来，这也许基础。虽然范仲淹提倡士大夫投身政治，但他当然要求士大夫依据自己的儒学理想去改善政治，而不是苟且随顺于现实政治。鉴于现实政治肯定不会尽如人意，那么为了使理想不被污染，从政者的心中便应该时刻准仕途风波便不会淹没他的理想、操守。能不能建功立业，画像于云台，那要看机遇和能力，但心中必须先有一座比云台更高的钓台如此，进则有道，退则有守，才是裕然于进退之际的君子，而不是进退失据的小人。 从范仲淹的例子可以看出，补充。其实，儒最好话题，北宋的士大夫很快就找到了更好的话题，就是孔子的门生颜回。 颜子孔子最中意的学生颜回，不幸短命而死，既无功业彪炳当时，也无著作供后人学习，只因《论语》称他穷格楷模。这陋巷中的颜子，正标志着怀道。在宋人之前，谈到颜子的话题而对宋人又颇有影响的，可以举出陶渊明和杜甫。陶的《五柳先生传》是一篇漫画式的自传，其中便说，仰道家哲学，而是要效仿颜子。不过他在诗中像颜子那了杜甫的不满，也有诗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既然陶氏觉得颜子那样的生平不免枯搞，那就表明他虽然韩愈曾把颜子的穷，但宋代士大夫对颜子的话题却极为重视，知见所及，在北宋中期之后，著名的士人几乎都曾谈到这个话题，可特色的领域。可能因为思想史家太关注孟子未免忽视颜子的问题。据《四库全书》电脑检索系统作粗六要性也未尝降低，考虑到孟子有著作，而颜子并无著作可供探讨，则其被宋人如此频繁地提及，便更值得深思了。 范仲淹的朋友尹沫大概是较早阐述颜子之意义的，他在给一个僧人写的赠序中说 因为有颜子做榜样，儒者在遭。更重要的是，尹沫用颜子之乐来抗拒佛教，其背景当然是一部分僧道和士大夫声称儒学只能治外事，释道才能治内心。而尹沫却说，儒门自有治心之学，用不着和尚帮忙。 援释道以儒，是宋代儒学无可否认的特征，但尹沫的说法仍富于启发性。这就是说，即便是以佛道去嫁接一套心性之学，也要通过对儒学自身的命题的探讨，才能。胡援在太学里出的考试题目，也有《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颐就因为答得好，受到了赏识，名声大振。苏辙与黄庭坚定交的第一封书信，就谈到颜子的问题 应该是黄庭坚先移书求教，而苏辙作答，但他把赐教表述成了仿佛互相印证的样子。其实，这一番关于颜子的阐释是苏辙人生思想中颇具特色的部分。其主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