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docVIP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贡举由吏部转归礼部主管。自开元二十五年始，礼部侍郎取代考功员外郎掌贡举，其后也常以他官替代，称权知贡举。《　　《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bull;总序》云：其知贡举者，皆朝廷美选。〔6〕唐代中书舍人享有很高的政治声望与文学声誉。《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舍人条云：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7〕起草和进画制敕是唐代中书舍人的主要职责之一。唐代特重王言，讲求文采，文人也以掌书王命为荣。因此任中书舍人者多为知名文士，其中因善拟制诰而被誉为大手笔者代不乏人。初唐时有颜师古、岑文本、李峤、崔融等，盛唐时又有苏颋、张说、孙逖、张九龄等，皆以文诰著称。另一方面，高宗、武则天时期，中书省地位上升，中书舍人侍奉进奏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获得裁决政务的职权，在中枢政局中的作用愈加重要。杜佑《通典》卷21《职官》三中书省中书舍人条云：自永淳已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8〕这是一个既以文采名世又有很高政治地位的士人群体。 　　因此，在诗赋取士渐成定局的形势下，中书舍人便成为权知贡举的极佳人选。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大放文士的孙逖，于二十四年拜中书舍人，显露了中书舍人与科举以文取士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视为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先声。贡举正式归礼部的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六年，曾于开元中任中书舍人的崔翘迁礼部侍郎，连掌开元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三春贡举。此后天宝年间，15次贡举中有10次由中书舍人或中书舍人迁任的礼部侍郎来主持，权知贡举主要由中书舍人担任的局面就此奠定。 　　唐诗的繁荣，社会风气的趋向，统治者的倡导，促成了诗赋取士格局的形成，所有这些因素又共同促使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成为常例。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大量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现象也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 　　天宝元年知贡举的礼部侍郎韦陟，为韦安石之子，文名早著，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韦陟以文学才能被擢为中书舍人，掌文诰，后由中书舍人迁为礼部侍郎知贡举。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9〕韦陟命举子先提交自己得意的诗文作品，然后再进行考试，这应当与逐渐兴起的行卷之风有关，程千帆先生认为纳省卷制度可能由此形成〔10〕，是较为合理的推断。韦陟的做法必然助长行卷之风的盛行，极大地推动举子们的创作热情，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对诗文的好尚。 　　天宝二年，达奚珣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知是年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三载、四载、五载三春贡举。当时人封演记载：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贴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贴。〔11〕按，进士试于永隆二年开始实行三场考试，并于神龙元年（705）确定下来，三场试的次序是先贴经，次杂文，最后试策。每场定去留，则首场贴经乃是关键。达奚珣知贡举的四年间，对于文名高而又贴经不合格的举子，允许其试诗以取代贴经，这种做法自然会增加举子们对诗歌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刺激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又《太平广记》卷179《贡举》二阎济美条引《乾馔子》载阎济美试贴经时，告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12〕按阎济美于大历九年登第，可见赎贴在后来成为常式，大历年间仍在沿用。 　　天宝十二载，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阳浚知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十三载、十四载、十五载三春贡举。元结《文编序》云：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侍郎杨（按当作阳）公见《文编》，叹曰：以上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明年，有司于都堂策问群士，叟竟在上第。〔13〕元结交纳《文编》于有司，说明纳省卷已是礼部进士试的一项正式规定。其所纳省卷得到阳浚的称赏，直接导致了他于天宝十三载登第，可见纳省卷制度此时已经成熟，并在进士科录取中发挥重要作用。 　　阳浚还邀请当时著名文人萧颖士推荐人才。李华《三贤论》云：礼部侍郎杨（按当作阳）浚掌贡举，问萧求人，海内以为德选。〔14〕按，萧颖士于天宝十载被征至京，十二载春授河南府参军，故推荐人才之事，当在十一载阳浚受命知贡举之后，十二载春萧颖士离京之前。萧颖士时为文坛宗主，既得通榜，所荐者多为文士，十二载及第的长孙铸、刘太冲、郑愕、刘舟、殷少野、邬载、房由，十三载及第的尹征、刘太真、鲍防，皆为萧颖士门人。此四年之中登第的张继、韩翃、元结、吕渭、常衮、于邵、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