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docVIP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 前言 本稿拟对前近代 中国 史的后半部，即宋至清中期约九百年间的 研究 现状与课题试作一综述，其中不仅叙述日本方面的研究，亦就管见所及，言及国际性的研究动向。从时期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又处于冷战结束后的 政治 状况及“近代相对化”的文化潮流中，研究者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以这20年来的动向为中心，同时亦涉及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的长期展望。 还有，我是专门利用汉语 二新的 研究 动向 正如谷川道雄所指出的那样，“80年代以后的 中国 史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已失去追求中国史的体系化，另一方面则趋于博收新旧资料，解明事物情况细部的趋势”⑥，关于近年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动向，概括为脱离 理论 、脱离 方法 而趋于个别实证的说法很多。但是，这种乍一看脱离理论的方向，未必表明对方法论本身的不关心。毋宁说，现在对方法论的关注，恐怕是对战后 历史 学诸前提作重新审视这样一种脱离体系构筑性的倾向——从而未必是以正面形式之范例加以提示——乍一看即以个别实证的面目出现。《审视世界史》(岩波书店1990—1991)、《从亚洲出发思考》(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5)、《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998—2000)等近年出版的各系列，其所收录的诸论考中很多都能感受到方法上的自我反省意识，这一点很敏感。以赛义德的《东方学》等为契机的文化与研究的兴盛，也把中国史研究卷了进去；在美国，《阵地：东亚文化批判》(1993—)等杂志，将有意使用脱离体系构筑手法的中国史方面的论文予以登载，并出版了相关的单行本，从而引起讨论。不过，另一方面，这种脱离体系构筑方向性批判的新鲜时期已经过去，而有内省化、谦恭化之嫌，时至今日，可以说批判本身存在的内部矛盾和 问题 正暴露出来，力争形成具有百家争鸣活力的学界状况已成为课题。 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可以说，与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战后的亚洲史学中一直存在，近年来的特征是，这一批判已大大超过从前的“亚洲 社会 停滞论批判”的框框，而在更多方面展开。以下试对错综复杂、相互对立的这一动向作部分整理，并思考今后的课题。 当进行中国史研究“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之际，可以说往往出现两种相反的倾向。其一是所谓“东方色彩”，即固定地抓住亚洲社会特质与欧洲完全异质之倾向，而对其“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在这里，主张克服固定的、停滞的中国社会形态，并欲在中国内部发现前进的“历史”，二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倾向是，对把欧洲当作典型的“世界史基本法则”而体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容易与重视中国独自的“型”与“个性”这种动向结合在一起。很明显，这些批判虽都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靶子，但却互相有着相反的含义，二者很难取得一致。黄宗智指出的“中国研究的典型危机”⑦，即，欲摆脱停滞的中国社会形态而检证其自发性 发展 之研究，结果并不能说明中国与欧洲历史过程的不同，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这一问题恐怕也是与上述方法论上的陷阱有很大关系。 最近，扬弃上述二者，重视中国的个性而发展地把握其历史的尝试，做得很多。清楚地显示这一研究趋势的例子，在日本，可以举出的是中国史研究会的主张，即欲在世界史的“多元性发展”中定位中国史⑧，以及沟口雄三的“基体展开论”，即拒绝把欧洲作为比较基准的立场，而于中国固有的“基体”展开中来把握中国史⑨，等等。在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中，以欧洲为基准而强调异质性与强调同质性两种立场左右为难，为克服这种困境，其研究者往往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这一点看得很清楚⑩。不过，这种方向所提示的具体历史形态是否能克服以往的缺陷，也有不同观点⑾。 在中国大陆，如上所述方法论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是与如何取得“西洋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并探求新的体制等实践性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近年围绕宋至清代的法文化的国际性讨论中，即可看出这种关注实践性与历史研究之间的有趣对话⑿。 “中国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批判。那么，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而又如何把握中国史呢?上述各方面所直接面对的新难题是，所谓“中国”又是什么呢?“中国”这一实体当然存在并不断在发展，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握中国史呢?这种“中国”史又是否可与被实体化了的“汉族”历史等同起来呢? 对依赖于“中国”框框的“中国史研究者”的批判，人们认为包含着不同的倾向，其一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看中国，或以中国为中心看东亚这种研究者的不自觉的“中心主义”作为目标。 在宋至元史的研究中，恐怕可以说，其批判主要是围绕把握蒙古 时代 (乃至从辽、金、夏到蒙古时代的一系列内陆、北亚历史运动)而展开的。强调蒙古活力与“辽阔”的杉山正明等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