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民生案看医院工资改革的迫切性研究.docVIP

　　从郑民生案看医院工资改革的迫切性研究 2010年3月23日清晨,郑民生,这位失业、失恋、无产的前外科医生,来到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在55秒内连续刺杀13名小学生,造成8死5伤的惨痛后果,并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伤害儿童、发泄戾气的恶性示范。4月28日,郑民生被执行死刑,他残害无辜,固然是罪不可赦,但是行刑的枪声响过以后,社会的伤口无法抹平,就在他被枪毙的那一天,又发生了一起杀童案件。 　　郑民生,1968年出生,在中专最为红火的年代考上当地一所卫校,并在1990年毕业后进入_所效益非常好的国企职工医院工作,可以称得上是天子骄子了。为什么偏偏这样一位天之骄子、一名外科主治医师、一名应该具有“父母心”的“医者”,带头走上报复社会、甚至是对少年儿童惨下杀手的不归路? 　　解读郑民生现象,可以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路径出发,得到若干种不同的结论,并引伸出若干个教讥这里,我仅仅想从劳动工资这个角度来考察。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中国分配制度的基础。所谓“按劳分配”,其定义是指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各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其基本内容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其基本原则就是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 　　但是我们看到,天之骄子郑民生勤勤恳恳工作18年后已然还不能依靠自己的收入在当地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住房,进而因无房而难以解决人生最大的问题——婚姻;而且,这样一位内科外科兼修、最后获得外科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和“郑一刀”绰号的医师,勤奋工作18年居然也不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劳动获得后半生的任何保障,且在离开公职后居然就不能再次获得体制内外的工作岗位,以及体制内外的任何救济和帮助——这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按劳分配原则修补加上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在此前及此后,“按劳分配”这个“主体”已经逐步让位给“按资分配”这个“补充”了,据统计,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而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到2005年上升了20%。 　　那么,资本是如何在医疗卫生行业取得其收益的?我们可以看看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湘雅医院天价芦笋片事件,“一瓶出厂价15,5元的芦笋片,经由经销商批发,价格为30元-40元。销售到医院的价格,飙升至185,22元。医院再根据药品加成的规定顾加15%,到患者手中变成了213元。利益链条,就在30元-185 22元之间展开”,从公开的报道看,郑明生并不是一个懒惰的医生,但他依靠自己一千多元的月收入买不起房子,显然并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收入。 　　这是药品作为资本的收入,其他的资本呢?中国的“看病贵”,除了贵在药费之外,检查费也是一笔巨大开销。很多医院引进大型医疗设备时都采取职工入股的方式,入股之后再按照收益分红,检查次数越多,机器成本也就摊得越薄,分红相应就会越高。而据说郑民生因底子薄错过单位改制入股,也失去了这样的分红机会。显然,郑明生们再努力工作,工资收入也远不能与一次“投资”的收益相比,这也是他灰心丧气的重要原因。 中国外科医学权威裘法祖老先生曾经多次引述一句古语“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术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在裘老学习成名的欧洲,医生收入远远高于一般中产阶级,优厚的薪水能够保证医生们德比佛高、术与仙齐。留洋欧美的学者汪丁丁先生也曾经多次指出,“只要能够保证每月1.5万至2万元人民币的合法收入,医师就愿意遵守他们的“希波拉底誓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多载,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是渐行渐远,在医疗卫生领域更是没有执行按劳分配。一次分配没有明确国家、医院及劳动者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医务人员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郑明生们的工资增长远远赶不上医院利润的增长。二次分配也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郑明生们的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所以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也难以确保。同时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劫贫济富”的现象,据统计工薪阶层在个人所得税中占了近一半,成为实际的个税缴纳主体。 　　始于2007年的事业单位工资套改仅仅为规范医生表面收入掀开了门帘之一角,似乎还没有人认真研究怎样在初次分配中体现郑民生们高风险、高技术劳动的尊严,如何用合法的收入来保证医生的职业操守、医生们的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医生的劳动如何定价、撇开药品等有形商品之后的医疗服务怎样合理定价、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医生收入分配制度等等课题,无论在政府机构还是在科研院校似乎都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