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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变迁与反思 商业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变迁与反思 当前在商业经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淡化和回避使用商业这一词汇的现象，甚至存在有意用别的词汇来取代商业一词的学术跟风倾向，从而弱化了商业的产业经济功能。其实和农业、工业等行业一样，商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经济学名词，在中国从先秦以来存在了近四千年，是源远流长的。它客观地反映了商品服务和交换的经济活动，广泛应用于商品交换实践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中。而商业作为政府部门的名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仅存在了四十年。它是不会因商业行政体制和部门设置更迭的变化而消失的。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的贸易、商业机构 　　我是1949年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11月重庆解放，12月到重庆，分配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工作，从此我就进入了商业领域。1950年春，中央贸易部通知我们要开全国贸易计划工作会议。会议是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西南大区的代表团由西南区贸易部部长王磊带队，我和吕扬炬处长带领西南区各个区公司的计划室主任参加。会议根据1950年3月14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所授予中央贸易部的职权，讨论制订了新中国第一个商业计划制度《贸易部1951年编订国营贸易计划暂行办法》。 　　在参加这次会议期间，我对中央贸易部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中央贸易部的渊源要追溯到1948年，那年5月，原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开始联合办公，5月17日至6月27日召开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讨论了有关商业政策问题。9月26日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为政府主席兼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姚依林任政府工商部部长。1949年7月中旬，在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商业处。10 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奉中央人民政府命令结束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理移交。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简称中央贸易部）在原中央商业处的基础上成立并开始办公，办公地址在东交民巷13号八国饭店。实际上是部长们和办公厅在这里办公，其他各司局分散找民房。经济计划司在东城的一处平房里，我去过。部内还设有国内贸易司，司长是郭今吾，国外贸易司，司长是王文波；还有人事司、运输处、财务处、会计处、秘书处、总务处、商标局（1950年8月移交给中央私营企业局）等。还陆续建立了十几个专业总公司。 　　中央私营企业局当时是中财委（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由陈云副总理兼任）的一个所属机构，局长由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兼任。1952年12月3日，政务院批准将中央私营企业局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对于中央贸易部的职权，政务院多次发文予以明确。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每日售得的现金必须逐日解缴国库，不得挪用延缴。各地贸易机关除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者外，不得向国库支取贸易金款。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1950年3月10日，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又通过《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3月14日发布，明确全国的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与私营贸易的国家总领导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各大行政区及中央直属省（市）人民政府的贸易部门受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及当地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在政务院授权下，负责管理全国重要商品的价格。 　　全国性的商业行政系统很快形成，各大行政区设立了贸易部，省（市）设立了商业厅（局），专区和县设立了商业科或工商科，受上级商业行政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各专业总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大区、省、专、市、县设立了区公司、省公司、分公司、支公司，由总公司与当地商业行政部门双重领导，以总公司领导为主，即对所属公司全部业务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主要是通过建立贸易金库制度和商品统一调拨制度来实现），形成了全国性的商业企业管理系统。 　　这个时期实行的是资金大回笼、物资大调拨的高度集中的商业管理体制，尽管其本身带有一定的弊病，但在当时情况下，使中央贸易部能够集中力量打击投机、控制市场、稳定物价，对于调整工商业和公私关系、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轻工业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促进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国家从货源、价格、贷款利率、税率、运输费用等方面给予扶助和优待。对于合作社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遍布广大农村的独立的专业组织系统，成为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城乡商品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在调剂城乡供求、稳定市场物价、满足群众需要、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期，粮食产需、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