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pptVIP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以俳句与周作人为例 小组成员：何静峰、曾峥、 落思静、马艳、袁志敏。 背景导入 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20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 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现代中国人中从事日本 研究的中心人物。“五四”时期俳句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小诗以巨大的影响，其中郭 沫若、周作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周作人热心致力于日本 “小诗”（即俳句）的译介工作，为 “五四”时期中国小诗的生成及流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接下来我将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 俳句与“俳圣”芭蕉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诗。松尾芭蕉（1644--1694）被誉为“俳圣”，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诗人，在日本文学史 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俳句的历史沿革。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发句（俳句）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而最初俳句就叫“发句”。日本的元禄时代（1688--1707），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推翻了 纤巧诙诡的俳谐句法”，将俳句提高到艺术境界，“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 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 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芭蕉在俳句的创作和俳句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俳论包括俳谐的本质论和美学论，目前在国内的定说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史》中的论述。书中指出芭蕉的俳论主要内容由“风雅之诚”、“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部分构成。芭蕉以自己的作品为俳界树立了一个可供研究、效法的范本，指出了俳界的正道。 俳句与周作人 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 。周作人1906—1911年赴日留学，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中，都有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子。 1909年开始在 “寄席”听“落语”。从“落语”中，周作人惊奇地发现了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从欣赏民间文学里的滑稽趣味开始，周作人逐渐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周作人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作品中“反复体验、吟味其中的俳境禅趣，陶醉其间，既不能自制。”他在《苦竹杂记》中说“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钱理群先生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俳谐对周作人的意义：“他正由此而进入了日本文化的 殿堂”。 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 。在周作人各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占五分之三，是中国译坛上 “真正以严肃的态度对日本文学这座宝库进行有系统地发掘”的大家。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括各流 派作家专著、各种题材的小说与诗歌。在诗歌方面，他就曾译介过俳句、和歌等。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小诗”的出现。周作人为中国文坛理解和借鉴日本和歌俳句起了重要的作用。 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 俳句之“短小”（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影响） 生活之“禅趣”（禅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生活之“苦味”（在文学创作中的“苦涩”之味和芭蕉的闲寂枯淡不谋而合） 俳句之“短小” 日本的文学形式多短小且结构洗练，从上古的和歌到近世的俳句无不例外。即便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前后衔接松散。这种结构短小的特点，贯穿于整个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五四”期间，中国诗人从西方学来了长诗，以叙事或抒发复杂的情感。但一时的激动，瞬间的情感则需要更短小、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古诗虽大都属于短诗，但限于文言和格律的束缚，不再适应新时代人们的表达需求。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形式短小，很适合抒写瞬间的情感，“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现在我们没有再做绝句的兴致，这样俳句式的小诗恰好来补这个缺，供我们发表刹那的感性之用。”正如周作人所说，日本俳句对中国主要的影响在短小的诗形上，在俳句的那种凝练简洁的表达方式上。他在《本色》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单。”足见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影响。 丰子恺译《源氏物语》（节选） 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