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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两点思考 关于哲学研究方法的两点思考 一、多元.L.包融性的研究方法 　　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翻译出版很多西方哲学著作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这片有着古老文化和哲学体系的沃土上一刻也没有停止它的生根发芽。1915年北大开设西洋哲学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大学校开设西方哲学课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真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挖掘，近年来已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但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融通的意识理念，更把片面研究某一个领域，只切入某一哲学领域，刻意忽视或者摒弃不熟悉，不认同，不喜好的理论形式当做一种时尚，这种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导致我们思维的碎片化，使我们站在一个狭窄的领域而不能站在一个较高的高度来看到整个问题的全貌。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是中华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因此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了解西方哲学，也不屑于去涉猎相关西方哲学的一些领域;而因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革命性，批判性从而使一些研究西方哲学学者片面以研究哲学应该去政治化为理由，不愿意去丰富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固守不合时宜的理论阵地，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实践性，不愿意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华来扩展自己的哲学视域，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 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如果只知一种学术，是值得检讨的。事实上，学者们偏食的情况正是造成许多理论上的偏颇甚至盲点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已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而言，其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所反映的生活世界及其生命经验在同一个时空中交织在一起，使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不再单一和均质，而是充满了异质性、丰富性与复杂性，[1]这就使得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简单的传承，西方哲学简单的拿来和马克思主义简单的教条化都不可能满足和应付当前这种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的异质性，丰富性，复杂性。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清末传统中国哲学趋于守旧而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新的社会存在的变化而显出老态，各种思想不断激烈交锋；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简单拿来主义 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哲学学界也只知向西方哲学偏面地学习概念逻辑法和传统哲学观，没有充分吸收后黑格尔的新思潮。其结果就近乎引狼入室，将自家的思想元气摧折殆尽。[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各种曲折都生动地体现着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倾向和文化产品的产生必须能够试着满足这种异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哲学形态虽然表现各异，但同作为哲学，它们都是以一种理性的形式所表达着对于人的生命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觉意识，都内在地蕴含和表达着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反思以及其通过这种反思所形成的信念[3]。但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长期为西方所把持，价值观的高地始终为西方所占据，世界哲学领域画板的主色调缺乏中国特色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我们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研究不但关系着我们自身的发展，肩负着满足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使命，更关系着中国总体实力的竞争，肩负着走向世界去争夺更多哲学话语权和占领意识形态高地的使命。因此，着眼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着眼于人类新的多样而又统一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样式的建构，作为对话主体的各方，首 先应当树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最大限度地超越学科之间的界限，将各种学术思想都作为自己需要掌握和消化的资源，而不是反过来把自己变成某一学科或学术思想的人格化身，只充当特定学术的阐述者和辩护者。其实，国内有些学者由于少有门户之见，掌握多种学术资源，能够出入各种学术理论，并不存在学术对话的严重障碍。。因而，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方学者要真正具备对话的可靠前提和资质，都应当尽可能地掌握这三种学术甚至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并在自己的思想中设定对话的场境，让各种学术理论进行辨析驳难，而学者自己则一身二任，既为其代言，又为之评判，使道理上的是非曲直得以澄清，理论上的融通创新得以实现。[4] 　　而只有当理论上的融通得以实现，我们才是真正的掌握了正确的哲学研究方法的核心要领，才能真正领悟哲学精粹，触摸哲学本质，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最基本的科学态度和基础的正确方法。 　　二、深度纯粹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必须坚持深度纯粹化的研究方法，真正做好三个避免： 　　（一）避免研究中迎合权威。 　　应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研究中为迎合权威而进行的机械切割和曲解。 深度纯粹化的研究首先就是要摒弃和排除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只有当学术达到自由发展状态，学术才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