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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摘要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关键词　经学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谶纬之学　宋学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001－04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领域的学问，不懂经学不可能真正研究到位。所谓经学，从研究主体的角度讲，是指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讲，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从历史实际看，由于六经中的乐经在汉代已经失传，故汉儒所说的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而已。原初意义的经学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汉武帝喜欢召见贤良文学之士讨论治国安邦之道，其与董仲舒之间的三次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讨论，反映了今文经学的治国安邦之道，以及武帝对今文经学主张的认可。汉武帝还曾跟兄宽讨论学术文化问题，史载：(兄宽)“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汉书?兄宽传)这是最早的经学记载。其后，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地震频发，为了应对代表“天地之戒”的灾异，宣帝要求“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汉书?宣帝纪》)此处经学二字的内涵，固然与兄宽跟汉武帝所谈的经学不同，但经学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的重视，已是昭然卓著之事。 　　经学自汉代始。确切地说，经学的形成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的具体实现，也是其文化载体。武帝立五经博士，是经学形成的标志。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把经学的出现推定为孔子时代。他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继后是经学流传时代，而汉代则是“经学昌明时代”。皮氏这种见解，显然是由他今文经学家的立场而决定的。经学史家马宗霍在其《中国经学史》的序言中就批评道：“皮锡瑞为《经学历史》，……持论既偏，取材复隘。其以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谓六经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盖不能无讥焉。”平心而论，马氏评论的用语不无尖刻，但是确有道理。冯友兰在其开创性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子学时代，从先秦孔子到汉代淮南王；二是经学时代，从西汉董仲舒到清末康有为。学界有人认为冯先生的子学、经学两个阶段论过于笼统，但笔者认为，从本质上看，从汉代到清代的2000年封建社会的学术文化以及价值系统，都受经学范式所制约。可见，冯先生的概括和划分，反映了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为一身的学者的洞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行以儒术治国的方略，其根本点在于采用儒学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来治国安民。根据前文对于经学内涵的理解，经学是指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或者说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而无论是作为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还是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都需要从时代要求和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层面进行阐释和建构，也就是说，它是价值主体自觉的、自为的结果，而不是自在的、自发的结果。因此，先秦时期的六经，无论人们将其硬说成孔子手订或者往圣(如周公)亲撰，都没法证明作为一套系统的学问而存在的经学的存在，没法证明作为一个严整的价值系统的经学的存在。即使是汉代文帝、景帝时期所设立的《诗经》博士、《公羊学》博士，这类被人们称为“一经博士”的现象的出现，也还远远没有达到“经学”的程度。经学专家黄开国认为，文帝、景帝时期的所谓“一经博士”，并非经学博士，经学博士是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才有的。质言之，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前，儒学对于六经的传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阐释理念和相应的阐释方法，更没有自觉地和建构新型价值系统相联系，因而具有明显文化自觉意识的“经学”理念及其理论体系并不存在。直到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学”才真正得以成立。而笔者说经学是以研究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其意是说，六经之外，其他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属经学范畴。例如，《礼记》原本不是经，但毫无疑问它却是经学研究的当然对象，也是经学的重要构成。《十三经》中的《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