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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制度理论的逻辑困境 　　摘要　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功利主义的传统，从功利的角度对制度的起源进行解释，并将个体的偏好和利益看做是外生于制度的。通过与人类学的对话将发现，利益总是由特定的文化塑造，纯粹的物质利益并不存在，因此认为制度是个体追逐利益的产物的观点，将会导致循环论证。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把“效率”作为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与其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背景有关。由于效率的内容也内生于制度，因此把它作为评价制度优劣的标准同样会导致循环论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个体的基本作用是约束其行为，但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将会发现，个体的选择集是由制度创造的，制度对个体的根本作用是解放，而非限制。 　　关键词　利益　制度　效率　交易费用朗显示对应的拉丁字符的拼音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079－07 　　一、引论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制度的起源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与功利主义的传统一致，新制度经济学一直从功能的角度对制度的起源与变迁进行解释。当科斯追问企业的存在为什么是“必需”和“有利可图”时，这种提问方式已经决定了其答案必然是功利主义式的。早期的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制度被理解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是个体理性选择的产物。诺斯后来虽然注意到低效率制度的广泛存在并试图进行解释。但是否能降低交易费用并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评价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制度仍然被理解成一种工具，只不过我们需要解释何以存在这么多并未发挥应有功能的工具。在这种思路下，制度的起源和变迁都被看成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博弈论被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之后，制度逐渐不被看成是个体理性所直接构建的工具。经典博弈论在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就是把制度理解为具有既定偏好的个体之间重复博弈的均衡结果。演化博弈论则把制度的产生与变迁解释为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尽管每个个体本身并不直接进行选择，但是演化的结果即使不是最优的，也是次优的。在演化过程中，偏好和策略集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观点虽然不把制度看成个体有意识构造的工具，但是却认为制度客观上是一种“工具性秩序”，具有适应性利益，因此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功利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中，个体的偏好总是既定的、外生于制度的，人们从不变的抽象人性出发解释制度的起源。对每个个体来说，他的利益的内容先于制度就已经存在，他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在此前提下才可以谈论制度是否实现了他的利益或制度是否有效率的，此时对制度进行功利主义式的理解是可行的，谈论制度“有用”或“无用”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个体的偏好本身就内生于制度，个体所追逐的利益是由制度塑造的，只有在特定的制度之下才能谈论利益的内容，那么把制度看成是满足个体利益的工具就不再适当。本文将通过与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的对话讨论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塑造作用，以揭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起源理论的逻辑困境。 　　二、利益与制度的逻辑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产生符合人们的利益，或至少应该符合人们的利益，这一观点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利益”是某种先于一切文化与制度的、自然的东西。这种利益是实在的、不可逃避的，所以可以充当文化与制度的基础，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围绕着它展开，例如诺斯就曾自信地指出“已经取得的成果将足以解释制度的存在”，既然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符合人们的利益，那么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显然符合人们的利益，因此“制度是为了降低人们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这一思路与霍布斯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统是一致的，这一传统区分了自然与文化，人类的自利本性属于自然范畴，而社会则是人们追逐私利的结果，所以文化不过是自然的延伸。自利的个体逐渐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它们“都参与制造着流行的观念，即社会是从牟利行为中产生的”，“人们聚集成群并发展社会关系，这或许是因为这样做于他们各自都有利可图，或许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人能成为满足自身目标的手段”。在这种研究思路中，文化与制度都服从并服务于人类的自然本性。 　　然而，这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只是西方社会自我认识的方式，人们“把生产看作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因此按照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可以区分出有效率的和无效率的生产。但是，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实用利益”并不是最终的、不可分析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把利益、需求、欲望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以解释制度的形成，是由于把它们同动物的本能冲动混淆起来。动物的欲求及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其利益的确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但问题在于人类并不存在这样的需求和利益。对人类而言，纯粹的、动物性的物质需求是个空洞的概念，人类的物质需求只有在一定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利益本身就是由文化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