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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础、纵向外部性和经济增长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郑东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 摘要：本文分析了构建工业基础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以中间投入品的数量的多少代表工业基础的规模。中间投入品数量的增加具有规模经济，但是规模经济的效应在边际上是递减的。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每年能够用于投资的资本量取决于国民在储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当一国的初始资本存量较低时，资本的积累就可能无法满足投资需求，从而导致经济进入增长的陷阱。跳出陷阱的一个办法是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着重于投资工业基础，同时抑制消费品的生产（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因为这样既可以控制消费，增加资本积累，又可以发挥工业基础在发展初期显著的规模经济。但是，本文的分析也表明，当经济起飞完成之后，一个国家应该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转而让市场决定轻重工业的比例。本文的分析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具有启示意义，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工业化；纵向外部性；支持性工业；发展陷阱 前言 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差异很大，有的顺利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比如说日本、韩国；有的曾经辉煌，但是后来经济却停滞不前，比如说阿根廷；有的甚至发生倒退现象，比如说前苏联和中欧国家；而有的觉得工业化遥遥无期、进展缓慢，比如说非洲国家。是什么原因什么机制导致如此迥异的路径？这不仅是理论上而且也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而思考这个问题既富有挑战又很有意义。 发展经济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大体思路是经济中存在高水平均衡和贫困陷阱，在一定范围内的初始资本存量只能收敛于低水平均衡，只有越过这个范围才能收敛于高水平均衡。 贫困陷阱一般通过引入可以产生循环机制（具有累积效应）的某种外部性或者战略互补性。Romer (1987)研究了随着分工程度加深引起的经济增长，Ciccone and Matsuyama (1996)在Romer (1987)的基础上研究了由于市场大小和劳动分工引起的贫穷陷阱，由于先进的技术要求高度分工的要素和设备，而在不发达国家，由于缺乏高度分工的要素，所以下游产业只能采用落后的技术，而这反过来由减少了上游高度分工的企业的市场大小，从而经济会陷入恶性循环。Lucas (1988)研究了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Azariadis-Drazen (1990)在Lucas (1988)的基础上研究人力资本存在门槛外部性时存在的贫穷陷阱。Saint-Paul (1992) 和Acemoglu and Zilibotti (1997)讨论了金融发展引起的贫穷陷阱问题，由于落后的国家没有什么金融工具来分散风险，所以企业家会较少从事风险投资，而这又反过来导致金融品种单一，从而不能有效分散风险，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有些国家起点相似（比如说人均资本相似）工业化进程却大相径庭的现象，并不是在门槛以前陷入贫困陷阱，而在门槛以后就迈向高水平均衡。而本文的结论是：即使是拥有相同的资本存量，也会由于人均消费的不同，或者迈向高水平均衡，或者回到传统社会，或者螺旋式的向低水平均衡收敛，从而可以解释拥有相同资本存量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不一样的现象。这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 本文的贡献之二是把工业化和纵向外部性结合起来一起进行动态一般均衡分析，这个框架在目前的文献中还没有出现。贫困陷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但是上述文献却只考虑外部性效应而没有把工业化过程纳入进去。而本文认为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纷繁复杂，有的停滞，有的倒退，有的起飞，而发达国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本文讨论的是两部门经济，最终品既可作消费品也可作投资品，最终品种类是[0，1]连续统，最终品部门既有传统厂商，也有需要固定成本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厂商，而现代厂商生产的最终品占所有最终品的比例即为工业化比例，当现代厂商生产所有的最终品代表工业化的完成。中间品部门也需要固定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与Ciccone and Matsuyama (1996)不同，本文的中间品不是代表每种中间品的生产链条，而是代表支持性工业，它需要满足所有的最终品的需求。 由于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传统部门向高生产率的现代部门转移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另一方面现代部门比例的提高使得中间品部门需求增加，市场扩大，中间品利润增加。而中间品的种类的增加，一方面是降低了最终品的成本、提高了最终品的利润，一方面是提高了中间品部门的生产率、产量增加，最后是中间品投资占总投资比例的下降。随着中间品部门的扩大，资本的回报率增加。当中间品部门较小时，资本回报率较低，消费减少，直到中间品部门开始扩大；随着中间部门的扩大，资本回报率开始增加，直到消费开始增加，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