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琳：“二孩”政策下的婚检制度规则重构探讨(徐艳红推荐3P).doc

“二孩”政策下的婚检制度规则重构探讨 李琳琳，黑龙江大学，哈尔滨50080 摘要：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这意味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将对婚姻家庭关系产生深刻变革，特别是对胎儿的健康权与配偶知情权，更加应予以关注和保护。婚检制度的重启有利于干预降低新生儿的患病率，保护夫妻双方生育权，实现配偶知情权，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废除了将婚检作为登记结婚之条件的规定，但作为其上位法的《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并未被明文废止，学界一直对法律位阶冲突下的规则效力认定纷争不断。“二孩”政策实施后，婚检制度规则的重塑将具有更重要的立法意义。本文婚检制度规则重塑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即鼓励自愿婚检、采取免费或优惠政策作为立法策略，实行“婚检-孕检”双轨制政策，为缺陷人口出生干预构筑双层安全保障。 关键词： 婚检；健康权；知情权；“二孩” 作者简介：李琳琳（2），女，山东，汉族，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科长，副研究员，硕士，民事权利。。但作为行政法规的下位法的这一立法变化已经被人们普遍解读为强制婚检制度的“事实废止”。 一、婚检制度规则的法治困境新生儿、配偶双方在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保障方面遇到很多困境与婚检率下降对比鲜明的是“出生缺陷率”的提高，这一比率已经达到13‰左右，我国逐渐成为人口平均出生缺陷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自适婚检查和适育检查做一体化处理的强制婚检制度被取消后，出生人口缺陷干预的第一道防线已形同虚设。 据7万上升到49.9万，增长幅度达到9%。以北京为例，自2003年实施自愿婚检以来，婚检率从100%下降至2013年的不足10%。然而，婚检人群疾病检出率则由1996年的5%升至2013年的12%左右。一对年轻男女在河南永城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婚前检查时，女方叶青被查出疑似患有艾滋病，但这一情况院方和叶青本人并未告知男方王鑫，随后王鑫在婚后不久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事发后，王鑫质疑院方为何在体检时不告知自己妻子疑似患艾滋病一事，并起诉了知情的妇幼保健院。法律界人士对记者表示，保障艾滋病人隐私权的相关规定，与婚检机构的工作条例存在冲突。健康权与隐私权、知情权的优先问题再次被关注。 二、婚检制度规则变迁的法理辨析 婚检制度的争议不仅涉及法律位阶的维护、立法冲突的化解以及立法权限的界定，它还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婚姻与生育、个体与家庭、法律规定与民间认同等多重紧张关系，并牵涉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在对其进行法理辨析后发现，其冲突与权衡主要体现为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较之配偶知情权，个人隐私权的法益保护略胜一筹。婚姻质量与配偶双方的身体健康情况密切相关，在强制婚检模式下，配偶知情权因为承载了太多的“家族传承”等利益，所以被法律予以较多关注与维护。强制婚检的废止与自愿婚检的确立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让步，这一进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隐私权是私人生活的屏障，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个人的身体状况、性生活秘密到其他各个方面的生活信息都可以成为隐私权的客体。当事人当然有权自主掌控其个人信息是否向外界袒露，尤其是当涉及生理缺陷、心理失常或患有特定疾病等个人隐私的时候。如果法律强制人们披露这些异常敏感的个人信息，就好比将去其衣物的一个人置于他人的围观检视下，“权利”将有名无实，这显然是对其人格尊严的极度贬低。因此，在婚姻的私人属性愈发被人们重视的今天，任何有意推行或恢复强制婚检的努力都注定将被归为逆潮流的举动。在配偶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法益权衡中，隐私权法益的重要性评估显然略胜一筹。 第二，较之少数下代人的身体健康权，多数当代人的婚姻自由权更受重视。在婚姻与生育适度分离的时代背景下，婚外生育的大有人在，丁克家庭也不在少数，结婚后一段时期后再生育的家庭更不胜枚举。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变迁改写了早婚早育的旧有习俗，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竞争加剧拉大了结婚与生育之间的时差，以预防出生缺陷为目的而设置的婚检作用日渐式微。如果在结婚的前置条件上做过多不当限制，不仅会导致公权力的严重越界，也无法对出生人口缺陷预防发挥有效的作用。作为一项医学产品，婚检确实赋予当事人一次了解双方身体状况、排除影响生育及遗传疾病的机会。但较之初婚之时，当事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在婚后几年中可能出现很大变化。“适婚”与“适育”原本就是两个问题，强行在婚检制度下做一体化处理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且反倒有干涉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之嫌，徒增法律调整情感问题的难度。再者，人口出生缺陷毕竟属于“小概率事件”，而且是可以用孕检制度的完善来弥补、代替的“小概率事件”。因此，在少数下代人的身体健康权与多数当代人的婚姻自由权的法益权衡中，以自愿婚检制度所保障的后者显然更受欢迎。 三、婚检制度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