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docVIP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源头，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一两分法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方式，更多是基于政治和历史的考虑，以1949年这一对于中国十分重大的政治转折点作为现当代文学史前后两端的分界线。但是，随着文学史的思考模式不断完善，我们发现这种简单以政治事件划分的方式过于粗糙。尤其是1976年前后，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在原先的两分法划分方式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也引发出许多新的思考和探讨。 　　一、被质疑的现当代 　　现代这个词在汉语中本没有，《俱舍论》中提及的若已生而未灭名现在中的现在，与如今的现代意思相距甚远。它是个舶来词，首次被使用于公元10世纪末期，用于将古代与现代进行区分。在世界史上，普遍公认的现代是指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以后的历史时期。[1] 　　中国的文学史上，近代文学的概念由陈子展在1929年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第一次提出。之后，钱基博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及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但是他的现代文学指的是1911至1930年的中国文坛。这一个名词的提出带有随机性，本来他想沿用近代文学，但是这与西方概念的近代文学有很大的差异，得不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同。于是钱基博只好使用现代一词来区分。 　　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文学概念，并不是来自于这个词的诞生之地西方知识体系，而是来自前苏联。前苏联在当时对于意识形态高度重视，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简明章程》和《世界通史》中，建构了现代史的概念，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理解历史的框架，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则成为现代史的开端。那么自然而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为了现代文学的开端。与之相应，另一个在共产党历史上的大事件就是新中国的成立，于是这一个事件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的开端。如此划分产生的主要矛盾有：（1）五四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其实受到了之前一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比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章太炎等等。虽然在以破为主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都曾批判过这些传统文人，但是依然不能否认他们的维新思想对鲁迅等人影响的深远。甚至这一影响一直绵延至今。（2）当代文学史的划分以建国为起始，但事实上，从建国到文革，中间这一段时期文学基本处于停步状态，并且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与发展中的文学史线路脱节。一直到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之后，文学的发展才与之前的线路接上，并且开始发生转变，由此诞生新时期文学。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三分法 　　基于这些矛盾，有些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文学历程的发展与政治剥离，一直向前推至世纪之交的清朝末年。他们主张从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寻找现代性的萌芽，从而顺理成章地延续到新文化运动大量启蒙知识分子的出现。这样的分期方法能够将历史与文学史相结合，更易寻找到文学思潮产生的规律性。 　　秉持这一分期方法的学者们也十分关注现代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晚清的最后时期。由于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遭受巨大的打击，开始反思一直以来唯我独尊的闭关思想，走出国门，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这一时期的留学热潮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学习日本是一条学习西方的捷径，所以大量来到日本留学，所学大多为文学等社科学科；第二个时期，知识分子来到欧美，以理工为主，直接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技术。第二个时期，知识分子们不再如第一时期只是简单照搬西方经验，而是开始懂得思想启蒙的重要性。留学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工作成为启蒙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进化论》的传入，对国人思想起到极大的影响。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形态变迁，曾经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极左政治模式的一个重大策略。[2] 　　但这一理论观点是以五四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为基础，寻求的是启发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原因，因此找到的也是这套知识体系的起点。而五四知识体系并非文学史唯一的线索，后期出现的自由主义作家等，与五四精神和内涵并不一致。单凭此来划定文学史是不够科学的。而且这一概念也并不能清晰地标示出历史的性质，只是划定了一个模糊的范围。倘若继续追问，五四知识分子启蒙者，这些晚清到五四之前的文人们，他们的思想又来源于何处，是否要继续前推，那么就永无尽头了。思想的体系并不是突然就萌发的，而是一代一代不断的积累不断的萌发和成长才渐渐完整的。于是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质疑，比如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他认为对现代性有所启蒙的并非是精英知识分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