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读后感.docxVIP

立法至上，司法稳定，严格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判决 “洞穴探险者”一案的是富勒教授基于部分现实，精心构建的一个引发人们去思考的法律故事，这一模型集中的、深层次的反映了法律和道德在个案中的冲突和矛盾。关于“洞穴探险者”案件的讨论，一直是激烈且多元化的。从这个故事被发表到现在，不同法学流派对本案的审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每种见解都像一束光，从不同的方面照亮了案件，但又或多或少的存在不能触及和无法让人完全信服的部分。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使得无论是支持判决有罪还是认为探险者无罪的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又无法使自己的意见在法学理论家（如果是全体公民都参与讨论，应该是可以形成多数意见的结论的）中间得到普遍的支持和认可。最终，无论是富勒教授还是续作者萨伯，都倾向于将本案存疑。 对于这么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广泛探讨的案件，虽然大家都想给出一个一锤定音的“最后判决”，但是可惜的是“第十五个判决”的做出并非易事。此处，我并不完全同意某位法官的意见，但是我所给出的意见又基本是基于几个法官主要理由的综合，所以也不能算是独立的“第十五个判决”，而应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折中。 我认为，作为法官，应当严格维持法的传统，遵循立法至上原则，根据条文“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者都应该被处死”规定，在对法律正常的、一般语境下的理解范围内做出判决探险者有罪。同时， 提出恳请行政赦免的司法建议。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裁判。 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是经过合法程序由合法主体所立，且并无明显的违背人性道德和常理的。也就是说，从一般意义上去考量这个法律条文，条文本身是没有明显违背道德，不属于自然法学派所认为的恶法范畴。在本案中适用虽然可能会引发一部分人认为显失公平，有损正义，这也只能理解为法条的漏洞和立法者的考虑不周，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法条的效力。 其次，本案中适用法条虽然会引起不公，但是法官在裁判时还是应该严格以现行法律的规定为准。 在英美法国家，法官造法是一种常见的形式。但是在本案的假定中，联邦法律是禁止法官造法的。在这种情况下，福斯特法官认为探险者所处的洞穴处于“自然社会状态”，并不适用联邦法律，而是应该适用原始的所谓的“自然法”，汉迪法官建议交由公众以“常识”来审理，这两种意见无疑都是对现行联邦法律的规避，变相的进行法官造法。这显然是有违联邦立法传统的，一旦开了先河，联邦法律的权威将会受到各种“个案”的挑战。这种破坏法制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做法，其可能的危害性要大于收益，应该不予采纳。 类似于本案中的情况，正如伯纳姆首席法官所说的，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立法漏洞。立法者并非上帝，因此即便是再精准周全的法律，在不断流逝的时光和无奇不有的世界中，也会有未能涵盖的漏洞出现。如果能在案发前发现并堵住漏洞自然是最好的。然而现实情况却往往是漏洞伴随着案件的发生才被发现。这时如果却有必要弥补法律上的漏洞，就不得不面临一个艰巨的选择：本案中直接变通适用法律，“本案弥补”；或者是严格的执行有瑕疵的法律，在本案审结后由立法者进行“案后弥补”。应该说，本案中持无罪判决意见的法官们，基本都是适用了“本案弥补”这一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可避免的掺入了很多法官个人的情感和道德因素，是法官对法律的一种再造。即便是所有的法官都是绝对的公平正义且道德价值观正确的“理想化法官”，这种行为也可能引发司法上的不稳定。如果再把“理想化的法官”这个假设去除，考虑到法官的个体化差异，这种不稳定所带来的危害就更显而易见了。因此，本案弥补的方式并不合适。 适用“案后弥补”的方式，显然会造成本案的不公。这种不公会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法律道德性的指责。然而，这种不公和不满，是维持法律长久统一和法律权威性的必要成本。法律的道德性本身也只存在于立法活动中，这种指责只能指向立法活动，也只能由立法活动来弥补。对于从事司法活动的法官来说，就应该仅仅对法律本身负责，准确无误的适用法律。法官应该尽量避免被公众的呼声，甚至个人的感情好恶影响，毕竟法官的终身制和独立性就是为了保证法官的判断不受社会的左右，仅仅对法律本身负责。 在法律的范围内部分的消除法律僵化所带来的不公。直接的适用条文进行判决，毫不犹豫的将四名探险者处死，虽然在形式上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统一性，但是会让法律本身的权威受到人们的质疑。对于这种僵化引发的不公，联邦法律本身就规定了行政赦免这一制度。福斯特法官认为行政赦免是法律外的行为，本身就是法律的“耻辱”，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行政赦免这一制度本身就是由联邦法律所确立的并赋予效力的，因此，这一制度本身也是法律制度的一个环节。有罪但赦免，这一看似矛盾荒唐的判决，其实恰恰是让法律的稳定性和正义性都能兼顾的最好折中。 Bingo C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