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docVIP

　　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 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 一、文学地理的意识和方法源远流长 　　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的（见《中国地理大势论》），但是它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L.部诗歌总集《诗三百》编辑成书的年代。春秋时代的学者把《诗三百》中的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所体现的就是文学地理的意识。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左传》，在襄公二十九年这一部分，记载了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这一段话所体现的，也是文学地理的意识。 　　东汉的班固在《汉书bull;地理志》中，在讲到故秦地的雍州、梁州以及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时，一再援引《诗经》秦风、豳风中的某些篇章和诗句加以印证。如果说，班固的这种方法，可以称为以诗证地的话，那么，南宋的朱熹在《诗集传》里，则大量使用了以地证诗的方法。朱熹明确指出：看诗，要看他风土，看他风俗。所谓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就是考察文学所赖以形成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以诗证地的方法可以说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以以地证诗的方法则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在班固之后，朱熹之前，还有南朝的刘勰，唐朝的魏征，都有过文学地理方面的言论。刘勰的《文心雕龙bull;物色》讲到了文学与山林皋壤即地理环境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江山之助这一命题。魏征的《隋书bull;文学传序》则把江左的文学与河朔的文学进行比较，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今天的文学地理研究经常使用的方法。 　　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地域来命名，例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派等，通过这样的命名来彰显流派，或多或少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主张或创作倾向。至于那些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总集，例如《会稽掇英总集》、《河汾诸老诗集》、《成都文类》、《湖州词征》、《粤西诗载》，等等，更是数不胜数。还有许多诗话、词话，在讲到某些流派的时候，也习惯于和当地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例如胡应麟的《诗薮bull;外编》把明初诗坛分为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和江右诗派，实际上就是根据诗人的地理分布以及诗歌的地域特点所作的划分。可以说，古人已经具备明确的文学地理意识，也经常使用文学地理的研究方法，只是他们还没有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还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而已。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引进到中国，以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开始把古人关于文学地理的片断的言说，发展为较有条理的文章。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8）和《元剧之时地》（1915），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都是较有价值的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虽然他们也没有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也没有形成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但是他们的研究本身，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文学地理研究之先河。 　　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并没有像文学史一样，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原因在于：(1)国外没有文学地理这个学科，所以刘师培、王国维等人也没有像林传甲、谢元量等人写作《中国文学史》那样，写出一本《中国文学地理》，他们无从借鉴；(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头三十年，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人文地理学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而遭到批判，除了边疆地理之外，人文地理的其他学科几乎全被打入冷宫。在中国内地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理环境、地域性这一类的概念，都成了非常敏感的字眼，谁要是提这些东西，谁就有可能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因此，自从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发表之后，文学地理的研究中断了半个世纪。 　　二、文学地理研究成为当今文学研究之热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学术文化环境的宽松，文学研究开始走向理性，走向多元化，文学地理的研究终于被人们重新拾起。1986年，金克木发表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1］，倡导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1989年，曾大兴发表论文《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2］，正式开启了文学地理的实证研究。20多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据不完全统计，这20多年里，仅在我国内地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至少在700篇以上，所出版的相关著作不下于60种。 　　20多年来的文学地理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如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3］、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4］、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5］等； 　　二是对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的研究。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6］、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7］、曾大兴的《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8］、曹道衡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9］、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