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的深圳想象和移民书写.docxVIP

“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的深圳想象和移民书写2016-11-28?小说月报作家吴君吴君的深圳想象和移民书写文│谭杰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带动城市建设迅速崛起，都市物质和文明迅猛发展，逐渐打破了中国乡村文明和乡土情怀占主流的文学格局，同时也赋予了当下文学作品更广阔的耕作疆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可能性。由此，以书写都市风貌、生活形态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形象的城市文学逐渐代言当下的文学叙事，如王安忆和她的上海书写。而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不仅仅造就着时代的弄潮儿，更是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拥有独特多样、复杂丰腴的文化。然而，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这类有着较为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城市，深圳仅仅是一座有着30多年现代都市文化脉络的新城市，首先，城市面貌本身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其次，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自天南海北，鱼龙混杂，具有一种孤独漂泊的无根感。这些特点使得深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有着最变幻莫测的世俗人情和城市属性，同时，也造就了深圳文学的独特的“新”。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深圳文学在某些领域表现出超前的觉醒，比如彰显打工问题、劳资冲突、城市青少年独立意识等作品。客居在此十余年的作家吴君，独树一帜地将写作视野聚焦在都市深圳移民的浮沉境遇，她将自身的内部经验——虚化莫测的都市生活交织杂糅东北农村生活的记忆——付诸笔端，揭示深圳都市移民的身份认同和艰难求生，以及现代化进程和文明冲突中的复杂扭曲的人性。都市移民的叙事伦理：关于内部经验和内心风暴不难发现，吴君的小说题目带有一定的规律性，或带有明显的经纬位置和地域特质，如《皇后大道》《深圳西北角》《岗厦14号》《二区到六区》《地铁五号线》《十二条》等；或充满着我们所熟知的生活中常见的气味，如《樟木头》《菊花香》《黄花飞》等；或是以病症、药品命名，以对症下药，直指要害，如《扑热息痛》《复方穿心莲》《福尔马林汤》《牛黄解毒》等。综观吴君的创作，她的小说无不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来，文本中的日常片段、言语对白、饮食男女等鲜活、逼真又带有些许的陌生化和新鲜感，充满了烟火气息和生命野性。吴君的移民叙事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是作家将自身的内部经验和内心风暴，灌注在移民个体身上，通过他们的生活片段和故事，提出关于生存和生命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作家用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口吻和情绪，将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吴君曾在访谈中提到：“一次移民，终生移民，后代也多是移民的命运，他们的内心很难安定下来，精神是躁动的。”移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人性中原本沉睡的东西，比如欲望、恶癖，当然也有顿悟和觉醒，它所带来的对人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是终生无法消除的。吴君的小说多聚焦城市一隅，窥探整个都市移民混杂多变的生存状态，然而，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层层盘剥时，作家又如一个冷静老练的外科医生，不带入多余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文字，让读者感知其隐忍的痛感和柔软体恤的温情。在吴君的小说中，我们还可以轻易发现，她习惯提供两个地域、两种价值标准对照这样一种二元结构模式。比如从东北到深圳，从关外到深南大道，从深圳到北京，从香港到深圳等等，小说中的人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看起来是为了更高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实际上，这每一次生命轨迹的迁徙都是欲望和利益的迁徙，没有定性的生活赋予了人无限的可能，也给人性和人心的张力展现提供了可能。《十二条》中的曹丹丹，对爱情、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心底的愿望是能够在北京住上一段时间，像北京人一样过最日常的生活，使得在深圳失衡的内心得到短暂麻醉。小说的最后，江艳萍离开深圳回到北京——她从小就拼命远离的地方，她觉得北京人都是那么的有文化。《念奴娇》中从东北搬到深圳的慈祥的母亲，完全变了个样，撺掇哥哥跟有文化的嫂子离婚，找个富婆，好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城市生活以其滴水穿石的功力，渐渐扭曲了为了各种目的奔赴而来的人心，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挤压，更烘托出城市移民精神世界的荒芜。吴君的叙述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底层生活的简单描绘上，而是直面人心和世情，用犀利精准的文字，剖开看似浮华体面的都市生活，直指症结所在。《亲爱的深圳》中，都市白领张曼丽举手投足之间俨然忘记了自己也是农村出身，“倒霉呗，差点撞上一个农民”，“你们这些农村人……我看你们简直就是一个残酷”……还有带有作者旁白性质的“在深圳人眼里，谁都没想过这些农村人也会结婚、生孩子，似乎他们压根儿就是一些没有性别的人”，“上班的时候，就像一个个只有眼珠会动的机器人。似乎只有下了班……他们才变成活物……”这些描写无不透射出城市农村劳动者的存在感全无和卑贱地位，没有温度的都市生活让生活在其间的人也变得冰冷无情。“身份”、“户口”是她小说中出现率最高的词汇，这两个词常挂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