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规则与社会秩序——中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研究.docVIP

　　文本规则与社会秩序——中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研究 　　“强制执行”无疑是拆迁中最敏感的区域。《条例》赋予了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权力，这一行为或可归入 行政 强制的范畴。行政强制必须符合两种情况：第一，行政主体为了保障行政 管理 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不履行 行政法 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第二，出于维护 社会 秩序或保护公民人身健康、安全的需要，将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采取紧急性、即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为。拆迁显然不是紧急需要，那就只能是第一种，这也就又一次承认了，被拆迁人的搬离不是基于契约的义务，而是基于行政法的义务。接着，《条例》也没有忘记表示一下对法院的尊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也可依法 申请 人 民法 院强制拆迁，表面看来，似乎是诉诸司法了，而实际上，拆迁的性质被进一步混淆了。根据《民事诉讼法》，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发生 法律 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的存在，法院的强制执行必然跟在“打官司”或仲裁之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裁决显然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可引起强制执行的条件。答案很明显，这只是行政机关在其本身没有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申请实施强制的另一种“行政强制”。我们自然可以揣测一下，如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有心有力自己采取强制搬迁的行动，还会再去劳烦法院吗？在认定强制搬迁为行政强制后，我们只能逆向推演出，在《条例》的眼中，拆迁是一种行政指令行为而非民事行为。 　　2.2诸法的冲突 　　《条例》将本应是民事 合同 行为、即便出于公益也至少应是行政契约行为的拆迁混为了披着面纱的行政指令。因为它混淆了司法与行政的范畴，我们可以合乎 逻辑 地认定：《条例》一定会和其他法律发生矛盾。 　　a ）超越立法权限 　　依照立法法第8条6项：“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第9条又加以补充到：“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而第10条2款又进一步补充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条例》第7条是关于许可房屋拆迁的重要条款，该条称：“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 金融 机构 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其中第三项“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颇令人费解。既为拆迁，则该房屋必然有所有权人，根据我国法律，在拥有房屋的产权同时也必然拥有国家让与的土地使用权，在拆迁谈判开始前国家便已再次拥有了该地的土地使用权，必然只能理解为国家的征收行为，而征收需要制订法律，至少也要有国务院经授权订立法规。即便暂且认定《条例》的确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但是各地地方人大制订的法规或地方政府制订的规章中，明示或暗示了土地使用权收回的内容显然都超越了自己的立法权限，因为国务院是无权再将这一授权转授他者的。 　　b ）下位法违反上位法 　　违反民事法律 　　《民法通则》第75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可见对私人拥有的房屋，公民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尽管都是行政法律，但前者的13条、后者的19条都确认了依法取得、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当土地使用权归属私人时，依据《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也自然地成为了私主体不受侵犯的权利。 　　而依照《条例》，无论是“授权”拆迁人强制性的以补偿方式取得房屋所有权，还是模糊不清地先行取得土地使用权，都侵犯了公民自由处分其财产权利的权利。 　　再者，既然是认清了是私人权利，则构成了对其他任何主体、哪怕是 公共 权力的防御，其流转应基于平等的主体意志。由此，《条例》的本质违反了民法的契约自由精神。无论是依照《民法通则》第3、4条还是依照《 合同法 》第3、4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都应当是平等的，合同的订立首先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