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变迁.docVIP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变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 历史 任务，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证，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农村公共产品按照其“公共性质”的程度，前者可以分为纯粹公共产品和混合公共产品(也叫准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的 行政 管理 、社会治安、社会救济、义务 教育 、公共卫生、人居 环境 建设、大江大河的治理等等；后者包括：农村道路建设、 通信 、 电力 、饮用水、 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农村医疗、社会 保险 等等。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几经变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因此，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创新刻不容缓。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变迁 　　 　　1．传统体制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乡(镇)政府被“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取代， 财政 体制也随之改变，实行“财政包干”的财政管理办法。人民公社的公共产品供给采取的是没有进入国家公共收支系统的制度外供给，有着原有的乡村公共产品自我供给的历史惯性，只不过公共产品的涉及范围和受益范围从原有的自然村向人民公社的行政区域扩张。当人民公社行政区划内的公共产品主要靠公社内部解决时，这种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的经费筹集就与公社体制的分配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集体 经济 组织成为唯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公社制度在动员劳动力资源配置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有着某些优势。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对乡村社会资源的高度整合，较好地举办了农村许多公共事业，如人民公社时期公共医疗 保健 体系和乡村 基础教育 为农民提供了价廉而低质的公共服务。又如，政府通过宣传、教育、强制等手段，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实施计划生育、儿童免疫、控制传染病和地方病等大大改善了中国农民的健康状况，在总体卫生投入并不高的情况下，大幅度地降低了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提高了整体人群的平均期望寿命等。 　　2．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1983年人民公社撤销后，为了支持城市的全面改革，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率先、全面发展与进步，国家没有将足够的财力投入去支持乡镇政府和乡村公共事业建设，绝大部分的乡村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的供给没有纳入国家公共财政收支范围，农村绝大部分公共事业属于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使乡村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对象和筹资方式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农民要分摊乡级政府制度外公共产品 成本 、村级集体组织全部公共产品成本。筹资的承担对象由过去的集体转向了以农户个体为主，农户成了费用的直接承担者。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有了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乡村组织的制度外公共产品筹资不再是过去集体受益的分配，而是直接向农户收取费用。这种费用是对农户经济剩余的直接分割，使得农民负担由过去的隐性化变为公开化。当农民越来越多地用货币的直接方式支付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时，农户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显性化和直接化，农民对乡、村公共事业的供给负担就更为直接和明显。这一时期，旧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 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农民或农户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职能错位。按照受益性原则，农村中的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而实际上，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的界定不够明确，本该由政府提供的，政府或是不愿提供，或是无力提供，造成农村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即“政府失灵”或“政府缺位”。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权下放的过低，县乡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着许多应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如农村基础 教育 、计划生育是全国性公共产品，但目前主要由县乡政府以及村级负责。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 调查 ，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 投资 比例中，中央政府只负担2％，省和地区负担11％，县和县级市负担9．8％，乡镇则负担了全部的78．2％，县乡级 财政 负担合计87％。在诸如大江大河的治理、防治污染及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生态保护、计划生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央政府只提供了部分资金，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而在地方财政主要满足“吃饭”的现状下，这些配套资金就以不同的形式转嫁到农民的身上。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能力不足。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农村公共产品中如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 水利 工程、农业技术培训和推广、农村信息系统建设等，尽管农民和农业生产对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但政府不能供给或不能充分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