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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自由中反思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 　　 　　与同龄的其他学者一样，作为在“文革”那个特殊时代度过青春的人，我们走向学术的道路虽然各有不同，但同样都充满艰难曲折，当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难处境，每个人都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不过，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青少年时代起，即使在那漫漫的文化冬夜，我已经感受到在读书的愉悦中获得的精神自由，并总是尝试着运用心智与知识来理解现实困惑，在那些似乎看不到希望的岁月中，这种精神状态一直伴随着，支持着我。多少年来，它对于发展我的个性，对于我后来的学术事业，可以说至关重要。 　　 　　我的小学与中学时代 　　 　　我祖籍湖南衡阳，1946年生在西安，这是我的名字中“秦”的由来，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四川重庆与河北邢台部队幼儿园里度过的，父亲是起义军人，在四川成都起义后，参加了解放军，并赴朝鲜参战，我就被送到他所在的部队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的干部子弟学校托儿所生活(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二军就是上甘岭后半段战役的英雄部队)。七岁以后由我在上海当银行职员的姑母，把我接到上海生活。姑母后来转行当了中学美术老师，特别庆幸的是，姑母为了使我在家里静得下心来，不要到弄堂里去染上大孩子的“坏品行”，每周总会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一捆书。虽然我对弄堂里的自由十分向往，但关在家里，时间一长，我真的就“被迫地”喜欢上了看书。最初看的都是些童话故事与连环画，后来就看古典章回小说与欧洲和俄国小说。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对书本的本能排拒与逆反心理，但一旦你及早地克服了这种心理，并爱上看书，你的精神生活仿佛从此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得到滋育。 　　小学毕业后，我“一不留神”考上了华东师大附中，那是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我天生不喜欢数理化，理科成绩很一般，但作文与写诗比赛却能两次获得全年级或初中组第一名。十分庆幸的是，那时中学生并没有现在的学生那样沉重的功课负担。一个初中生也能从容地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不致受到来自学校或家长的压力，我每天放学回家，路过四川中路上的一家很大的旧书店，凡是有兴趣的书我都会去翻一翻。久而久之，兴趣也就无形中越来越广泛。到了初中二年级时，我的理想是当个作曲家。音乐老师同意让我每天中午在音乐室里练习钢琴，我甚至好高骛远地购来五线谱，学着像作曲家那样谱写“协奏曲”。我居然还无师自通地学起了和声学、配器学、曲式学、赋格曲原理，读的都是从旧书店里购来的建国前出版的音乐教材。有一次在地理课上，我看马可写的《生活中可以缺少音乐么》的小册子，看得入了迷，被地理老师发现，下课后，他温和地批评了我一顿。我至今记得他当时批评我的原话是，“你不懂得各地的物产与地理环境，怎么能够写好歌曲呢?” 　　虽然，我对音乐的爱好并没有使我以后有任何音乐方面的成就，但至今我还能很容易地区别出交响乐中的长笛、双簧管与单簧管的音色。我现在还能哼得出几首初二时自己谱写的、投给《歌曲》杂志，却从来没有获得发表机会的歌曲作品。那年，在北京读大学的大哥探亲到上海看我，知道这个小弟弟对音乐如此着迷，那一定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有一天晚上带着我到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去了解招生情况，只是因为当年不招收作曲系新生，才断了考音院附中的想法。 　　其实，初三时我对音乐的热爱已经开始退潮，不知怎么的，我开始对美学发生兴趣，引起我兴趣的，居然是一本现在看来很僵化很教条的蔡仪著的《新美学》，这是我此生读到的第一本学术理论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时记下的密密麻麻的美学笔记。《新美学》上说，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如果客观事物并不美，你怎么会从中获得美感呢?我想想也对，于是我成了“唯物主义美学”的信奉者。毕竟是小孩子，我对此没任何批判反省能力。现在想来，至少那时我已经朴素地感受到学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或吸引力，否则决不会去看这样的书。当时确实并没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影响过我。 　　临到初中毕业时，我已经对数理化厌烦到了极点，以至于计划考一所纪律松懈散漫的非重点中学，这样就可以在课外无拘无束地读自己喜欢的书。我甚至专门去虹口区最差的一所弄堂里的中学踩点，打算考到那个学校去。不过，从名校去考差校，也是需要勇气的，我终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我考上的虹口中学高中也是一所重点，它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仅仅是，那是个以文科为主的区重点中学，相对而言，理工科目也许比较容易应付。 　　进高中后不久，就有幸结识了一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学生，他可以说是我此生中最早的思想启蒙者。他是我小学最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由于出身不好，这个当年上海中学的优等生考大学时，只能选择了对出身要求并不高的印染专业，这位很有才气又怀才不遇的大学生，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气质有些忧郁。他的思想很超前，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