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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务实,实为善意的批评 　　现实短板：“软实力”欠缺 　　 　　在“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言献策”主题网民代表座谈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主持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有的网民评价广东是个文化沙漠，汪洋不回避，坦承和中原文化相比较，广东的文化确实存在沙漠化的倾向，其原因就是因为广东人太务实导致。 　　对于广东人来说，这里的“太务实”可谓苦口良药、忠言逆耳，等于在肯定广东人经济头脑发达的同时，对文化建设不够重视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广东近得西方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风气，商业文化发达，经济观念现代，加之改革开放在广东发轫，粤人耳濡目染，身体力行，白猫黑猫，会发展经济就是好猫，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力度名列神州之冠，经济改革的成果有目共睹。这些，无不是务实的成果。同时，也无可置疑，由于粤人太务实，只注重经济发展，追求GDP的逐年增长，但文化建设意识不足、重视不够、投入力度不大，形成了“软实力”欠缺的短板。 　　汪洋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全世界也没有延续五千年的产品，但是却有延续五千年的文化。”文化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无可替代，只有强大的文化底蕴，才可能制造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好莱坞的商业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岭南文化有着两个“面孔” 　　 　　求真务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人总结广东发展经验时的评价。这里面不外有两个含义，一是强调广东人埋头苦干，追求现实的效果，了解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因此努力追求，成果斐然。另一方面，也指广东人除了务实之外，精神上较为苍白，就如同“广东只管生孩予，北方人南下养孩子”之说一样，都是由非广东人人来总结广东的改革经验。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说，岭南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既有开放兼容，革新进取的积极一面，也有“小富则安”、“安于守成”的保守一面：既有百舸竞发争上游的竞争心态，也有安身立命求安乐的与世无争一面。当处在落后、困难、险境时，粤人积极、进取一面就更多凸显出来。粤人胆大包天，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粤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 　　而在领先、佳境、顺利时，粤人消极、保守一面就更多凸显出来。由此，就形成了近代以来广东一种奇特的“穿堂风”现象。岭南的许多“第一”，都是在岭南土地上开花，却在别的地方结果。比如广东人最早“发明”了电影，电影厂却是在上海建起来并成为全国电影业中心。当年，陈白沙在京城成名，梁启超也是在离开岭南以后才获得最大的成就。在西风东渐的大格局下，广东往往最先承接世界先进文明影响，然后南风北上辐射全国，在北方开花结果，但在广东本地却往往开花不结果，由先行变后进。广东人一方面思想很开放，但是广东人又有安守本土，不思闯荡的心态。 　　例如，比起浙江温州人全球满天飞的开放心态，广东人就显得过于内敛守成了。所以，有人说广东人是“坐商”，浙江人是“行商”。又如，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很多江浙商人要跑到广东去拿货。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广东服装的强势，另一方面也说明粤商的确是“坐商”。 　　 　　孙中山身上的粤人局限 　　 　　粤人有很多优点：务实、朴素、低调、勤劳。但粤人往往在考虑事情过于偏重经济利益，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大局观有欠缺。 　　有一篇文章《孙中山与毛泽东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或许能说明粤人太务实带来的自我局限。 　　文章说，孙中山和毛泽东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担当意识，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耗尽了毕生精力和心血，等等。但是二人又有着鲜明的不同，而正是这种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前途和命运。 　　孙中山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问题，而毛泽东则是哲学家的视角。在谈到中国人民长期遭受的四大苦难时，孙中山的答案是饥荒、水患、病疫、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这种分析，显然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而毛泽东则认为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枷锁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权”，远不是现实中所能看得见的，但是又确实存在。毛泽东抛弃了纷繁芜杂的现象，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理性分析，把束缚中国人民的因素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孙中山看来，政治是一门科学；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是一门艺术。同为伟大的政治巨人，孙中山希望把政治变成一套科学运转的机器，他写的《治国方略》是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得出的。 　　孙中山以为只要通过新技术把新政府构建起来，中国就可以摆脱贫穷落后。毛泽东则更多地着眼于政治之上的战略问题，其政治生涯洋溢着诗人的气质。“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是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