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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导演视角中的影视改编 　　摘要：随着新一代中国女性导演逐渐形成群体，在商业电影与独立制作之间，她们呈现了只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与男性导演相比，这些女导演在对于文本到图像的影视改编会有哪些不同的见解，本文试着将俞飞鸿与张艺谋做一个横向的比较，从性别的角度来分析影视改编过程中女导演与男导演关注点的迥异。 　　关键词：影视改编；叙事；原始形象 　　 　　影视剧的改编近年来可谓是热火朝天，俞飞鸿导演的处女作《爱有来生》也是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导演之一，其影片的风格独特，针对俞飞鸿与张艺谋所指导的《爱有来生》、《我的父亲母亲》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和两部小说《银杏银杏》、《纪念》，从性别的角度来阐释一下在当今这个追求女性平等地位的时代，女性导演与男性导演面对影视改编会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具体分析主要体现对于小说原著的解读，关注点的不同这个方面。 　　 　　一、叙事转换 　　 　　叙事即讲故事，这里主要讲从小说到影视剧中叙事的转换，包括叙述视角、故事情节、叙述语言、叙述结构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叙事视角层面来讲，小说《秋杏，秋杏》到电影《爱有来生》导演完成的是从第一人称到第一人称的复制，叙事顺序也是按照小说中的顺序为线，倒叙为主的形式，俞飞鸿关注的焦点是在于故事本身，纯粹的讲故事；小说《纪念》到《我的父亲母亲》导演完成的是从全能全知的的上帝到第二人称的转换，鲍十的小说《纪念》采用的是一种客观的叙述视角，零度写作，影片中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情景再现，影片中的叙述人物也由儿子“我”来代替，张艺谋很巧妙地将这个叙述者定位在小说中提到的儿子玉生身上，以儿子骆玉生的视角展开一段儿子回忆中的故事，张艺谋抛弃了小说故事原有的立意，关注点集中于“年轻的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简单讲述的是母亲追求爱情的故事。《秋杏，秋杏》中的人物语言没有经过任何加工便被俞飞鸿导演直接搬上《爱有来生》的银幕之上，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成为人物台词对白；《纪念》中多语言描写，朴实有特色，《我的父亲母亲》中这种语言特色是没有去掉，但是语言在小说中的分量在影片中大大减弱，而是没有台词的画面更多的占据影片内容。 　　从文本到影像这个方面，《爱有来生》攫取了整个故事情节，就其充满灵异的人物对白和环境描写，俞飞鸿也没有落下，而《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完全摒弃了故事原貌，他请来鲍十进行剧本改编，按照张艺谋的意愿，将这个原本是用来纪念朴实父亲的故事改编成了关于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给这个普通的乡村教师的故事增添了华丽的鲜艳的唯美的外表。《爱有来生》中运动镜头的运用、温暖的色调让这部本来就充满浪漫与传奇的爱情片带给观众的也是游离的、虚幻的梦境般的感受，影片带领着我们一起在飞。《我的父亲母亲》中黄色、红色、白色颜色的大胆运用，赋予了这些颜色以不同的意义与美感，“年轻母亲”特写镜头的多次出现，取代了小说中父亲主角的地位，以移花接木地方法将母亲的形象塑造出来，对于爱情部分的回忆用的是色彩画面，而回到现实用的是黑白画面，两种不同的色彩风格将两种情调明显的表现出来。 　　叙述语言的转换。小说和影视的叙述语言是不同的，小说的叙述语言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有其抽象性、间接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点。而影视语言则主要是使用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组成，画面是一种活动的图像，声音则包括话语、声响、音乐等三个方面。声像语言具有直观性、具体性、可感性、确定性等特点。小说《银杏银杏》叙述语言很是简洁空灵，改编后的影片《爱有来生》依然延续这种叙述风格，并发挥影视语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小说中诡异的画面据特可感的展现出来。鲍十的小说《纪念》客观平实的语言叙述，张艺谋完全摒弃了小说中的故事叙述，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情景再现，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叙述语言较小说的叙述语言就明显的可以看出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思想，张艺谋的作品，往往很强调它的画面语言，强调具体形象的可视性，特别是色彩对人观赏的震撼力，并通过可视的画面语言将人物内心的感受具象化，口语化。从这个方面来讲，俞飞鸿更愿意通过镜头给我们讲故事，而张艺谋是在让我们看画面。 　　 　　二、主题思想内容 　　 　　虽然俞飞鸿导演曾声称：“在我眼中电影是不分性别的，拍电影表现的是人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性别。”但是作为女性，其性别的细腻点还是在影片中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俞飞鸿十年前初次接触须兰的小说《银杏银杏》，就在心里已经有种莫名的情怀，曾经她推荐给一些导演，但都没有引起注意，十年后的今天，俞飞鸿带着当年的那种情怀决定要自己来拍这部影片，拍完《爱有来生》后，终于释怀，其实从这个小花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俞飞鸿作为女性心中的那种细腻与感触，很是欣赏俞飞鸿导演的影片风格，初绽才华让人惊艳，作品风格引人哀伤悲怜。这也正是女性主义题材电影的风格